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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是纪其先烈，贻厥后来，若扬雄《家牒》、殷敬《世传》、《孙氏谱记》、《陆宗系历》。
此之谓家史者也。”
[86]根据刘知幾的看法，谱系是家史的一种形式。
《隋书·经籍志二》有“谱系”
篇，其序着重指出了它们在反映社会面貌方面的作用，如说：“后魏迁洛，有八氏十姓，咸出帝族。
又有三十六族，则诸国之从魏者；九十二姓，世为部落大人者，并为河南洛阳人。
其中国士人，则第其门阀，有四海大姓、郡姓、州姓、县姓。”
这是从一个方面反映出了当时社会门阀化的重要情况。
刘知幾认为，家史所记有两大局限，一是在内容上“事惟三族，言止一门”
；二是在时间上倘若“薪构已亡，则斯文亦丧者矣”
[87]，所以他对家史的价值评价不高。
家史本有这样的局限，加之作者“纪其先烈”
，往往自夸，故虽处门阀时代，亦不能免于人们的批评。
如刘知幾本人曾撰《刘氏家史》和《谱考》二书，所论、所考“皆按据明白，正前代所误，虽为流俗所讥，学者服其该博”
[88]。
严肃的家史著作尚且如此，更何况浅薄之作。
家史如此，铭状尤然。
中晚唐之际，史臣李翱有“论行状不实奏”
。
他指出：
凡人之事迹，非大善大恶，则众人无由知之。
旧例皆访问于人，又取行状、谥议，以为依据。
今之作行状者，非门生即其故吏，莫不虚加仁义礼智，妄言忠肃惠和。
如此不唯处心不实，苟欲虚美于所受恩而已也。
……由是事失其本，文害于理，而行状不足以取信。
[89]
他进而建议：“臣今请作行状者，但指事说实，直载其词，善恶功迹，皆据事足以自见矣。”
王世贞说的家史铭状“人谀而善溢真”
，“谀”
、“溢”
二字，简直就是对李翱所论的绝妙的概括。
当然，并非所有的铭状都是如此，但“人谀”
而“溢真”
，确是不少铭状的通病。
中国古代史学批评在方法论方面的遗产，有不少需要发掘、清理和总结的地方。
这里以国史、野史、家史的是非为例，扼要地阐述了史学批评方法上的辩证认识与片面认识的有关论点。
从近代以来的史学批评来看，这两种认识都有很大影响。
总结古代史学批评在这方面的遗产，对于科学地认识中国史学的发展，丰富当今史学批评的思想和方法，都是有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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