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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史》篇，吴兢列举了唐太宗的“史官执笔，何烦有隐”
的观点，以及褚遂良、刘洎的“君举必书”
的认识。
吴兢多年担任史职，被誉为“当今董狐”
。
上述唐太宗等人的一些观点，自然引起了他强烈的共鸣。
他提倡直书，反对曲笔，于此也可看得十分清楚。
此外，吴兢在卷八中，列《务农》篇为本卷之首，而以《刑法》、《赦令》等篇次之，是很有见地的编排，反映了他对农事的重视。
在卷九中，他赞扬唐太宗慎征伐、主和亲、重安边的种种政绩，当然并不完全是出于对以往历史的一种美好的回忆，也是出于对现实的希望和寄托。
再者，太子是“储君”
，是皇帝的继承人，事关重大，所以吴兢在卷四中编撰了《太子诸王定分》、《教戒太子诸王》等篇，反映了他对于这个问题的重视。
吴兢以《慎终》篇为全书之末，是颇有深意的，其目的当然是希望封建帝王兢兢业业，“慎始敬终”
。
以上这些，都从不同的侧面，直接地或间接地反映了吴兢的历史观点和政治观点的积极因素，证明他是一个正直的史家和朝廷的诤臣。
从《贞观政要》一书中，还可以看到吴兢思想中的重视道德修养对于政治统治之重要作用的一面。
例如，他于卷五中，罗列了关于伦理道德的一些见解；于卷六中，又列举了许多关于修身养性的议论。
这固然是希望统治者能够正身修德，以此约束自己；但是也表明吴兢对有关伦理的重视和虔诚。
这同他所处的历史条件的影响是分不开的。
由于《贞观政要》是一本政治历史书，所以它受到最高统治集团的重视，尤其是某些较有作为的统治者，更是把《贞观政要》作为座右铭和教科书来看待的。
唐宣宗李忱是唐代后期比较突出的一个封建君主。
《旧唐书》的作者刘昫等称在他统治时期，“刑政不滥，贤能效用，百揆四岳，穆若清风，十余年间，颂声载路”
[170]。
唐宣宗李忱就十分重视《贞观政要》这部书，他曾经“书《贞观政要》于屏风，每正色拱手而读之”
[171]。
辽、金、元、明、清统治者亦颇重视。
可见《贞观政要》一书在统治集团政治生活中的重要地位。
《贞观政要》一书在历史编纂学上是有独特的成就的。
吴兢是“缀集所闻，参详旧史”
，按照专题分类，记述一朝的历史。
这与所谓起居注、实录、国史均有所不同。
用这种体例写历史，在吴兢之前是很少见的。
《贞观政要》为唐代以后历代封建统治者所景仰和讴歌，这当然是因为“贞观盛世”
在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缘故，同时，也是和《贞观政要》一书在历史编纂学上的特点及其得以长期流传分不开的。
《贞观政要》在史料学方面也具有相当重要的价值。
这是因为：第一，唐代起居注、实录、国史，多已不存，《贞观政要》是现存记载唐太宗贞观年间历史较早的一部史书；第二，吴兢长期担任史官，可以接触到实录、国史和其他重要文献，他的《贞观政要》也因此保存了较多的贞观年间的重要史实；第三，比《贞观政要》晚出的《旧唐书》、《新唐书》、《资治通鉴》等书所记贞观年间史实，有许多方面也都不如《贞观政要》详尽。
鉴于上述原因，《贞观政要》就成了反映我国唐代贞观年间政治历史的一部极其重要的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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