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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里，可以看出杜佑的民族观、朴素历史进化观以及对地理环境与社会历史发展之关系的认识。
《礼三十·沿革三十·嘉礼十五》在讲到唐开元二十六年（738）宣政殿大臣读时令一事时，杜佑指出：“读时令，非古制也。
自东汉始焉，其后因而沿袭。”
他引用《周礼》中的《天官·太宰》、《春官·太史》及《礼记·玉藻》以证己说，并证明前人关于“元日受朝读令”
的错误理解，等等。
杜佑的“议”
，对于典章制度的研究，有突出的参考价值。
关于“评”
。
《通典》的评，大多是对于礼制中的某一制度而发，比之于“议”
，更加具体、细微。
但也有特例，即从宏观方面对历代制度进行评论。
在《选举六·杂议论下》卷末，杜佑总结了历代选拔人才制度上的得失，而特别指出了魏、晋、宋、齐、梁、隋等朝“风流弥扇，体非典雅，词尚绮丽，浇讹之弊”
的危害；唐开元、天宝之际，“一岁贡举，凡有数千”
，而“众名杂目，百户千途，入为仕者，又不可胜纪”
所造成的“重设吏职，多置等级”
的弊端；以及隋文帝时，选拔人才，尽归吏曹，“铨综失叙，受任多滥”
的局面。
杜佑最后提出：“凡为国之本，资乎人甿；人之利害，系乎官政。
欲求其理，在久其任；欲久其任，在少等级；欲少等级，在精选举；欲精选举，在减名目。
俾士寡而农工商众，始可以省吏员，始可以安黎庶矣。
诚宜斟酌理乱，详览古今，推仗至公，矫正前失，或许辟召，或令荐延，举有否臧，论其诛赏，课绩以考之，升黜以励之，拯斯刓弊，其效甚速，实为大政，可不务乎！”
[107]这篇评论，实在是一篇关于如何选拔、任用人才的大文章；而上引这段文字，尤其集中反映了杜佑在人才同国本与官政之关系上的认识，以及他关于改革吏治的逻辑思考和具体主张。
说、议、评还有交叉，有时说与议中也包含有评。
（三）方法论：不可“将后事以酌前旨”
《通典》史论的特点之一，是重视事实，反对臆说。
从认识历史来看，这具有方法论的意义。
杜佑的这一思想，在《职官十三·王侯总叙》中阐述主封国者与主郡县者的争论时，反映得最为鲜明和最具有理论价值。
杜佑认为：“夫君尊则理安，臣强则乱危。
是故李斯相秦，坚执罢侯置守。
其后立议者，以秦祚促，遂尔归非。
向使胡亥不嗣，赵高不用，闾左不发，酷法不施，百姓未至离心，陈、项何由兴乱？自昔建侯，多旧国也。
周立藩屏，唯数十焉，余皆先封，不废其爵，谅无择其利遂建诸国，惧其害不立郡县。”
[108]这段话的意思是：秦朝的废分封、立郡县，是从“君尊”
、“臣强”
两种不同的政治结局的经验中得到启示而抉择的；秦的“祚促”
，有许多其他具体原因，并非立郡县所致。
至于古代的建侯，都以“旧国”
为基础，周朝为“藩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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