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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除了反映出作者在三者之间所把握的极鲜明的分寸感之外，还有对前人思想遗产的极谨慎的态度。
关于“说”
。
《通典》的“说”
，约有十七八首，都分布在《礼典》之中，故其所要阐说的经典的深奥所在，也都是关于礼的制度的。
如《礼五·沿革五·吉礼四》在讲到祭社稷之礼时，指出：“王者诸侯所以立社稷者，为万人求福报功也。
人非土不立，非谷不生，不可遍敬，故立社稷而祭焉。”
诸说之中，杜佑赞同郑玄注据《孝经》的说法，认为“社者土地之神，稷者能生五谷之神”
。
但杜佑又说：“今按，本无正神，人感其功，欲美报之，因以稷名。
所以稷名神者，五谷之长故也。”
[104]杜佑对祭社稷之礼，做了清晰的和唯物的解说。
又如《礼十六·沿革十六·嘉礼一》在讲到冠礼时，杜佑不同意“天子无冠文”
的说法，他引证《大戴礼·公冠》“公冠四加，天子亦四加”
的话，证明天子也行冠礼。
他进而指出：“自天子至于诸侯，非无冠礼，但因秦焚书，遂同**灭。
其周制《士冠礼》，颇备，王者时采行焉。”
[105]其余诸“说”
，亦多类此。
关于“议”
。
《通典》的“议”
约20首，分布在《职官》、《礼》、《刑》、《州郡》诸典，以《礼典》为多，这比“说”
的分布显然要广泛一些。
从“议”
先儒之义所“未明”
的宗旨来看，《通典》的“议”
在很多方面是提出了与前人不同的看法或是对前人见解的批评。
《职官四》在讲到丞相、仆射的名实时，杜佑简略地考察了丞相、仆射职守的由来和演变，然后结合唐代开元以后，仆射不加“同中书门下平章事”
及“参知机务”
等，即不具有丞相之实，于是指出这不合乎仆射之职的原义：“安有仆射因改丞相之名，都无丞相之实，而为百僚师长也？”
《礼八·沿革八·吉礼七》在讲到古代祭尸礼时，杜佑批评主张演习、恢复祭尸礼的人是“是古者”
，是“甚滞执者”
，是守旧的表现。
他指出：“古之人朴质，中华与夷狄同，有祭立尸焉，有以人殉葬焉，有茹毛饮血焉，有巢居穴处焉，有不封不树焉，有手抟食焉，有同姓婚娶焉，有不讳名焉。
中华地中而气正，人性和而才惠，继生圣哲，渐革鄙风。
今四夷诸国，地偏气犷，则多仍旧。”
[106]这段话表明：第一，中华与四夷的差别，是文明发展程度上的不同，而在古代，这种差别是很小的，甚至是不存在的；第二，造成这种差别的原因，是地理环境的影响；第三，历史是发展的、不断进步的，因此不应当再去恢复已被革除了的“鄙风”
陋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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