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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他认为命定论“非仁者之言”
，于国于民都是有害的。
存在主义者例如萨特强调自我设计、自我选择，似乎一个人的未来完全是自我决定的。
可是人人都愿意把自己设计得前途似锦，都愿意把自己设计为有出息的人，谁愿意把自己设计为强盗、妓女、流氓、小偷？谁都愿生活理想，可如愿以偿的能有几人？何以总是不能天从人愿呢？人的一生不是依计（计划）而行的，不是依愿（心愿）而行的。
任何人都不可能为自己制订一个按步而行的人生计划，或按照自己的愿望进行选择。
连萨特自己也做不到这一点。
这当然不是说，人生的目标不重要，选择不重要，主观努力不重要。
问题是要知道人不是抽象的孤立的个体，人的任何选择、愿望、目标的可行性并不完全取决于个人的主观愿望，而是不能离开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作用的力量即社会力量。
命是没有的。
无论是天命，还是人的命（以人的生辰八字或骨相为载体的神秘力量）都是没有的。
可人确实又不是绝对自由的。
人既不能绝对自我选择，也没有绝对注定不可改变的命运。
关键是时、境、力。
时者，社会提供的有利于自我发展的环境。
人都是生活在一定社会中，是在既定的条件下活动。
社会提供的可能性空间，往往是人的发展的界限。
人只能在这个范围内发展。
有个哲学家说过，爱因斯坦生活在野蛮人中也只能是个野蛮人。
在不断的“左”
的政治运动中，人遭受厄运的可能性比正常生活要多不知几千几万倍。
和平时期难出能征善战的将军，可战争能把一个没有战争经验的士兵培养成元帅。
“逢时”
——这是唯物主义的。
它不同于命定论，它着眼的是人的生存环境。
所以个人的境遇决定于社会的性质和社会为个人发展提供的条件。
境者，各自的特殊处境，包括个人的阶级归属、家庭背景，以及个人在社会中所处的地位和受教育的机会，在阶级社会中，这都是至关重要的。
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虽说是机会均等、公平竞争，其实个人属于什么阶级以及财富的占有状况对个人前途影响甚大，家庭背景的影响也是举足轻重的。
父母的社会地位和职业，对子女的择业和前途都有明显的或潜在的影响。
在以前“左”
的政策下，不少有才能而家庭出身不好的人失去了发展的机会，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治条件作用的比重下降。
可家庭的经济状况对个人受教育机会影响的比重明显上升。
老少边穷地区和沿海地区的差别是明显的。
尽管我们国家和政府采取许多办法来解决这新的不公平，但也很难做到真正的机会均等。
至于所谓书香门第、世家望族的子弟更是比平民百姓有更有利的条件。
甚至个人在什么地区、在什么单位，甚至在谁的手下工作，对个人的发展都会起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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