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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有趣的发现。
韦伯着重从动机上分析新教徒的行为。
他认为在贪财和“拜金欲”
上，资本主义时代并没有比它以前的时代有任何特别的地方。
比起中国士大夫、古罗马贵族贪欲，新教徒与之不同的是营利不再只是满足贪欲，而是其履行其“天职”
的一种行为，营利本身就是其生活目标。
他将资本主义精神定义为“以职业的方式，系统地、理性地追求合法利润”
，与之对应的是“无所顾忌、内心不受任何规范约束的贪欲”
。
韦伯认为新教的苦行是入世的宗教基础。
营利与苦行这对看似相反的两个词在新教中得到了统一。
苦行强调节俭、勤奋，反对懈怠和享受。
因此，营利得来的钱不是用来享受。
即使成为富人也不应有任何享受和懈怠，而应该一如既往地勤奋工作，浪费时间是万恶之首。
营利本身就是目标，是你履行天职的外在表现形式。
此外，勤劳工作也被视为抵御**的有效方式。
这些观念无疑有利于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和生产力的提高。
反观中国，早在宋代就出现了第一张纸币——交子（图2-2），比西方第一张纸币早了整整600年。
发行交子的机构被称为交铺。
为什么我国没有像西方一样沿着由纸币替代金属铸币，交铺发展成现代银行这条路走下去？这也与我国传统伦理中对于商业的态度有莫大关系。
早在秦汉时期，统治者就确定了士、农、工、商四个社会等级。
其中商人是最低等级，商人不管再有钱，也不能穿丝绸衣服，出门不能坐轿或乘坐马车，商人的后代也不能当官。
儒家思想讲究以“义”
来规范社会关系，商业被视为“不义”
之举，这就限制了中国商业发展，也必然限制了生产力的发展。
图2-2 中国古代交子
不过有一点值得说明的是，西方宗教改革的先驱们，无论是路德还是加尔文，他们都不知道什么资本主义，更不会刻意培育什么资本主义精神。
他们关注的只是宗教。
而他们对宗教教义的诠释却无意中为资本主义发展撒下了种子，这是他们绝对预料不到的，这也是历史的有趣和吊诡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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