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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蒂芬·科尔也试图在科学实在论和社会建构论之间寻求中间方案，他在《科学的制造——在自然界与社会之间》中指出：“我区分了科学知识的核心部分和研究的前沿部分。
任何学科研究的前沿部分都是由所有尚需接受共同体来加以评价的新成果组成，而核心部分则是由极少的已被共同体视为‘真空的’重要贡献构成。
对前沿部分知识评价的一致性较弱，而对核心部分的评价则存在高度的一致性。”
[26]这就是说，科学中的核心知识是普遍性的，而前沿部分的知识则是地方性的。
综上所述，在知识的个人性和公共性之间的关系问题上，逻辑经验主义以严格意义的个人经验（或基本命题）来担保科学理论的客观真理性，遇到了汉森、纽拉特和蒯因等提出的种种问题；库恩以范式的不可通约性范畴为基础否定维也纳学派的“统一科学”
的理想，直至有些后现代思想家得出了“科学不统一”
的极端结论；爱丁堡学派试图通过社会机制来解决科学知识的“认可”
问题，但遇到了相对主义的自相矛盾；各种折中主义徘徊在逻辑经验主义和各种后现代思潮之间，有待新的思想综合。
三、研究方法的选择
对于研究主题而言，研究方法的选择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为了破解知识的地方性与公共性之间的关系问题，我们必须重视蒯因的思想、布鲁尔的思想、拉图尔的思想和厄尼斯特（PaulEr）等人的思想。
与维也纳学派不同的是，蒯因反对理论语言与观察语言之间的划分：“现代经验论大部分是受两个教条制约的。
其一是相信在分析的、或以意义为根据而不倚赖于事实的真理与综合的、或以事实为根据的真理之间有根本的区别。
另一个教条是还原论：相信每一个有意义的陈述都等值于某种以指称直接经验的名词为基础的逻辑构造。
我将要论证：这两个教条都是没有根据的。”
[27]对于蒯因而言，观察命题总是包含理论要素，理论命题总是包含观察要素。
不论是观察命题还是理论命题，都拥有共享的观察要素和理论要素。
按照蒯因的思想，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地方知识和普遍知识一定拥有可以共享的思想要素。
就我们的问题而言，“强纲领”
的思想方法优于库恩的“不可通约性”
思想方法。
尽管布鲁尔的“强纲领”
包含着相对主义的嫌疑，但布鲁尔主张应该公正地对待不同性质的科学知识：（1）它应当是表达因果关系的，也就是说，它应当涉及那些导致信念或者各种知识状态的条件。
（2）它应当对真理和谬误、合理性或者不合理性、成功或者失败，保持客观公正的态度。
（3）就它的说明风格而言，它应当具有对称性。
比如说，同一些原因类型应当既可以说明真实的信念，也可以说明虚假的信念。
（4）它应当具有反身性。
[28]虽然我们未必像布鲁尔那样把科学知识当作“集体认可的信念”
，但是，布鲁尔的“强纲领”
对我们的启示是，我们应该用同一的标准而不是“双重标准”
来衡量地方知识和公共性知识。
就我们的问题而言，社会建构主义的思想方法优于本质主义、绝对主义的思想方法。
尽管拉图尔等人的建构论立场存在不少问题，但拉图尔及其建构主义者主张从“行动”
或“发生”
的角度来理解科学知识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特别是主客体范畴也是可以改变的。
在他看来，“客观的”
意味着，不论怀疑者付出了多么大的努力想要切断你和你为之说话的事物之间的联系，这种联系始终保持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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