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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德格尔认为，科学技术是人的“生活方式”
的展现，“完全支配现代技术的这种展现，具有在强求意义上的限定的性质。
强求是这样产生的：在自然中隐藏着的能量被开发，开发出来的东西被转换，转换后的东西被储存，储存的东西被分配，分配的东西重新被转换。
开发、转换、储存、分配、转换是展现的诸方式”
[9]。
但这种“展现”
是把双刃剑：一方面，科学（技术）日益成为人类自由与解放的机缘，早在文艺复兴时期弗兰西斯·培根就提出了“知识就是力量”
的著名论题，马克思在他的《资本论》中论述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
，后现代思想家也意识到知识与权力之间的对应关系（利奥塔和福柯等）。
另一方面，科学技术对现代社会的消极影响也日益显露：于是，主体变成了问题，人文精神就成了问题。
“如果我通过电视或电脑就可以在家购物；那么我在哪里？我又是谁呢？在这些情形下，我不可能认为自己还占据着我理性的、自律的主体性的中心，也不可能认为自己还是被一个界定明晰的自我（ego）所限定着，我只能认为自己是分裂的、颠倒的、消散于社会空间之中。”
[10]
特别需要强调指出的是，上述几种科学形象只是在众多科学形象中较为常见的几种代表，它们并不是科学形象的全部，更不是科学形象的唯一。
如果我们转换理论视角，我们完全有可能得到其他的科学形象。
[1]科学形象（Thestificimage），取自B.C.范·弗拉森使用的一个书名。
此处泛指科学在公众心目中的理解，特别是经过思想家们反思后的对科学的认识。
范·弗拉森曾任美国科学哲学协会主席，1980年出版了《科学的形象》一书，该书将建构主义与经验主义结合起来，用以反对各种科学实在论。
该书在美国科学哲学界曾引起较大反响。
[2]〔英〕贝尔纳：《历史上的科学》，伍况甫等译，北京，科学出版社，1959，第6页。
[3]〔美〕普特南：《理性、真理与历史》，李小兵等译，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88，第233～234页。
[4]〔德〕石里克：《自然哲学》，陈维杭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第21页。
[5]〔美〕爱因斯坦：《自述》，见《爱因斯坦文集》第一卷，许良英，范岱年编，北京，商务印书馆，1977，第2页。
[6]〔英〕B.玛吉：《波普尔的哲学观与政治观》，《哲学译丛》1980年第6期。
[7]〔奥〕卡林·诺尔-塞蒂纳：《制造知识——建构主义与科学的与境性》，王善博等译，北京，东方出版社，2001，第5页。
[8]查尔斯·斯诺（ow，1905～1980）具有科学家身份，但又热爱人文科学，因而他的社会身份比较复杂。
他曾任英国剑桥大学基督学院博士和评议员、卡文迪许实验室红外光谱分析研究员、大学行政管理者、小说家和剧作家、企业顾问、社会活动家、工党政府的技术部副部长、科学精英治国论的鼓吹者、出身低微而被王室册封的骑士和男爵。
这些经历使他切身体会到“两种文化”
的冲突及其后果。
[9]〔德〕冈特·绍伊博尔德：《海德格尔分析新时代的技术》，宋祖良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第41页。
[10]〔美〕马克·波斯特：《信息方式》，范静哗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第2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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