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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个观点遭到了汉森、波普尔、蒯因和库恩等人的批判。
在后现代哲学思潮中涌现出来的“修辞学转向”
，把科学的命题系统并不仅仅看作是符合逻辑的、可以得到观察证实的理论描述，而且把科学的命题系统看作是从“意向”
到“事实”
的说服过程。
三、第三种科学形象：科学作为生产知识的活动
把科学理解为生产知识的活动早已有之。
爱因斯坦就曾经说过：“自从科学一经产生，科学家就把自己的事业看作是追求真理的过程，把科学给予人们的理论、命题当作是真理性的东西。
他们认为，科学是对实在的一种揭示。
在我们之外有一个巨大的世界，它离开我们人类而独立存在，它在我们面前就像一个伟大而永恒的谜，然而至少部分地是我们的观察和思维所能及的。
对这个世界的凝视深思，就像得到解放一样吸引着我们，而且我不久就注意到，许多我所尊敬和钦佩的人，在专心从事这项事业中，找到了内心的自由和安宁。”
[5]
但在如何理解科学作为生产知识活动的问题上，存在着不同的哲学观念。
有的思想家把科学作为生产知识的过程理解为传统意义上的理性过程。
例如，波普尔认为：“总的科学图景是：我们选择某个有意义的问题，提出大胆的理论作为尝试性的解决，并竭尽全力去批判这个理论；而这意味着我们试图去驳倒这个理论。
如果成功地驳倒了，就尝试创造新的理论，我们又批判这个理论，如此循环往复。
整个程序可以用这样的话概括：大胆推测，又严格批判节制这种推测，包括严格的检验在内。
而批判和检验都是尝试性的反驳。”
[6]
但是，后现代思想家不同意这种看法：“我们不把经验观察看作是以一种自然所能理解的语言向自然提出的问题，而是将认真思考所有涉及科学的‘构成性’作用的情况，并且把科学的研究看作一种生产过程。
我们不把科学成果看作以某种方式捕获随便什么东西，而将把科学成果理解为从所有存在的东西中选择性地挑出、转化和建构出来的。
我们不考察在科学与科学所描述的自然之间的外部关系，而是思考科学事业中那些我们认为是建构性的内部事件。”
[7]当然，后现代思想家对这种“建构活动”
也有不同理解，有人强调专家之间的协商，有人强调人类因素与非人类因素之间的对抗（皮克林）。
四、第四种科学形象：科学作为生活方式
大多数思想家都认为，在科学和其他文化活动之间存在着严格的界限。
维也纳学派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把人类知识划分为可以检验的科学知识和“没有意义”
的形而上学命题及其价值论命题。
1956年，英国人查尔斯·斯诺[8]（ow，1905～1980）在《新政治家》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引起后世争论长达半个世纪的文章《两种文化》，从此引发了一场围绕着“斯诺命题”
展开的一场旷日持久的思想论战。
在世纪之交，由“索卡尔事件”
引起的“科学大战”
至今依然硝烟弥漫。
但是，更多的思想家依然在寻求科学与人类文化之间的沟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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