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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碑大部失传，现存一三角形残石，为《周易》残存。
据说碑高一丈许，广四尺。
所刻经书有《周易》《尚书》《鲁诗》《仪礼》《春秋》和《公羊传》《论语》。
除《论语》外，皆当时学官所立。
共约二十万零九百一十一字。
开创了我国历代石经的先河。
用刻石的方法向天下人公布经文范本的做法，自汉代创例后，又有魏三体石经、唐开成石经、宋石经、清石经先后问世。
同时，佛、道等诸家也刻有石经，构成我国独有的石刻书籍现象。
刻经的目的是为了传播经书，校正传抄经书出现的舛误，完全基于实用，所以，其书法价值便在其次了。
正因如此，《熹平石经》的书法自然要平正端庄，易于辨识，这使得此刻石成为汉隶成熟期方整平正一路的典型代表。
刻经一事因系官方所为，书丹与勒石当然都应该是一流水平，故此刻经传为蔡邕书法。
现留存的《周易》经石足以反映出此碑的书法水平。
《熹平石经》结体方正端庄，字字中规入矩，书写认真精到，些无苟且，点画匀称，字字工稳，几乎达到了完美无瑕的程度。
此碑用笔方圆并施，中侧锋兼用，华美而不失刚健，雍容大气，典雅庄重，有庙堂恢宏之气象。
梁武帝《书评》云：“蔡邕书，骨气洞达，爽爽如有神力。”
[29]知非虚誉。
也不无道理。
当然，由于其实用性质的限制，讲究整齐与规范，艺术表现力自然受到削弱，故也有非议之议，讥其为隶书中的“馆阁体”
。
实际上，其字形也有较多的变化，其格调远在唐以后隶书之上，更与明清时期风行的“馆阁体”
有本质的区别。
所以，《熹平石经》可谓集汉隶之大成，不但在当时被奉为经书与书法的标准样式，而且其影响及于后代。
汉字字体的规范过程，尤其是楷化过程，无不与《熹平石经》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另外，除刻石文字外，汉代隶书也以其他方式存在，如铜器铭文（与金文的刻铸不同，汉代青铜器成字方法多为锲刻）、陶文、砖瓦文字等。
西汉早期铜器铭刻中，隶书锲刻仍受到篆书的影响，字法偏旁大量存在混用现象，且刻制粗率，并不注重形式的美观，位置、行款、大小皆不求整齐，如《新丰宫鼎铭》线条平直方折，不加修饰，尖起尖收，不求平正，字形结构简练，介乎篆、隶之间。
到武帝后，铜器铭刻均已十分整齐，美观，并开始有意识的将文字所表现出的书法做为器物装饰的一部分加以创作，如《阳信家炉鼎铭》便显得挺秀优美，且笔画富有弹性，字势取横，基本上已摆脱了篆书字形的束缚。
西汉晚期和新莽时期，刀凿痕迹减少，并开始出现毛笔书写的意趣。
到了东汉时期，铜器铭刻开始以隶书为重，风格天然，同时受到刻石文字的影响，如《熹平六年钟铭》（图6-24），线条劲挺舒展，其书风与蜀地碑刻极为相近，已经摆脱了篆隶交混的风气，属于成熟纯粹的汉隶样式了。
陶器是两汉时期使用最普遍的日常生活器具，许多陶器上都有文字，这些文字的书写情况大致有三种：
第一，在陶器烧制好后，先用毛笔书写，然后再用凿子或刻刀进行摹刻，这一类刻字笔画精致，大小相近，往往呈现出工整规范的风貌，如《左作陶片》（图6-25）等。
第三，砖瓦文字大多使用模印的方法制成，这一类文字都刻得较重，文字笔画粗壮，且呈现出上宽下窄的特征。
与铜器铭刻相似的是，砖瓦文字也是西汉时期大多以篆书和篆隶相混为主，至东汉才代之以成熟的汉隶，这与碑刻隶书的发展演变基本同步。
但与汉简和碑刻文字相比，铜器铭文与砖瓦文字皆非主流文字，但其艺术趣味因其载体的特点而独成风貌，其艺术借鉴价值很高，个性特点甚至超过主流的汉碑，值得我们注意。
图6-24
图6-25
3.两汉以后隶书的欣赏
图6-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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