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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罗多德的《历史》一书不仅意味着史学的诞生，“还标志着批判性著述的开端，尽管它实际上还很朴素。
虽然我们可能认为希罗多德有些轻信，但在批判精神方面，他还是超越了他自己的时代”
[21]。
希罗多德《历史》一书以人的活动和成就作为其叙述和研究的对象，并试图解释人类历史上某些重大事件的原因。
不过，希罗多德也记载了大量神谕、朕兆、灾异、梦兆、奇迹、幻象、占卜等各种形式的天命神意，以解释人事中的成败得失。
然而希罗多德对神意和命运的认识，实际上蕴含了对人类社会内在秩序的探索。
他说，“因为一切事物和这些事物的适当分配都是由它们（神）来安排的”
[22]，所以才称其为神。
如果有人骄傲自大，“力图占有更好的地位和取得比他命中应得或神应赐给他的更多的福祉”
[23]，则会招致神的妒嫉、惩罚或命运的打击。
吕底亚国王克洛伊索斯曾自诩为世上最幸福的人，“在梭伦走后，克洛伊索斯从神那里受到了一次可怕的惩罚，神之所以惩罚他，多半就是由于他自视为世界上最幸福的人。”
[24]其他诸如萨摩斯僭主波吕克拉特斯，波斯国王居鲁士、冈比西斯、大流士、薛西斯等人的结局莫不如此。
“原来神除了他自己之外，是不容许任何人妄自尊大的。”
[25]人若犯有重大恶行或过分残暴，也会引起神的忌恨和报复[26]。
有学者认为，对于希罗多德而言，“妒嫉是维持正义的力量”
[27]。
在希罗多德看来，无论国家的兴衰抑或个人的成败都应遵循某种秩序。
他认为：“人间的幸福是决不会长久停留在一个地方的”
[28]，“人间的万事万物都是在车轮上面的，车轮的转动是决不容许一个人永远幸福的。”
[29]
尽管在《历史》一书中神经常出现并且“喜欢干扰人间的事情”
，但是希罗多德十分重视从人事上解释历史事件的原因，表现出了人文主义的思想。
希罗多德以吕底亚僭主克洛伊索斯作为其正式叙述的开篇，因为在他看来，克洛伊索斯是“最初开始向希腊人闹事的人”
，也是“在异邦人中间第一个制服了希腊人的人”
[30]。
在对希波战争原因进行探讨时，希罗多德从人事上作出解释。
这种重人事的特征在《历史》的后半部分对希波战争的叙述中表现得尤为突出。
希罗多德指出了薛西斯对权力和财富的贪欲，以及希腊人在抗击波斯入侵过程中所表现出的勇敢精神、智慧、对自由的珍爱、对法律的尊重。
希罗多德指出，希腊人正是凭借智慧和法律，才勇敢地驱除了贫困和暴政[31]。
斯巴达的强大在于斯巴达人对法律的敬畏[32]，而雅典的兴起在于雅典的民主制[33]。
在希罗多德的《历史》中，从人事上解释历史事件的原因已形成为一个重要特点。
修昔底德修昔底德（约公元前460—前396年）生于雅典的一个显赫的贵族家庭，其父名为奥洛拉斯（Oloros）。
修昔底德所在的德谟叫做哈利莫斯（Halimous），该德谟距离雅典卫城约7千米，其公民参政议政的积极性很高，德谟中浓厚的政治氛围无疑有助于培养他对政治的热情和兴趣[34]。
公元前431年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时，修昔底德便开始着手著述[35]。
公元前430年，雅典暴发瘟疫，修昔底德也被感染，但幸免于难。
公元前424年，修昔底德当选为雅典十将军之一。
由于他未能及时解救被斯巴达人围攻的军事重镇安菲波利斯，被以叛逆罪放逐。
修昔底德说，流亡生涯为其写作提供了便利，使他有机会看到了战争双方的行动，特别是伯罗奔尼撒一方的行动，而且也使他有闲暇深入研究战争的进程[36]。
直到公元前404年伯罗奔尼撒战争结束，修昔底德才结束长达20年的流亡生活，重新回到雅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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