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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用于农业和手工业劳动的奴隶中，仅仅能够出卖体力的矿工和农业工人的价格大致在125和184德拉克马之间，而熟练工人的价格却高得惊人。
据记载，20个制柜工人被用作40明那借款的抵押，每个人的价值超过了2明那。
一个建筑工奴隶甚至可以卖到5到6明那。
据研究，到了公元前4世纪，奴隶的最低价格与公元前5世纪变化不大，但平均价格却出现了较大幅度的提高[39]。
所谓国有奴隶，就是指他们都是国家的财产，由国家分配给公民家庭和个人来使用，并由国家对这些奴隶进行统一的监督和管理。
奴隶会按照要求在所在公民家庭的份地上劳作，向公民提供农产品，公民对其只有使用权而没有所有权，更没有生杀大权。
国有奴隶制的典型代表就是斯巴达的黑劳士制度[40]。
这些被称为“黑劳士”
的国有奴隶都是作为对外战争的战利品被举族抓到斯巴达来的，国家把这些奴隶按照每户斯巴达人分得7户的比例分配给斯巴达人使用，他们的主要的工作就是在斯巴达人的份地上进行农业生产。
由于黑劳士在人数上远远超过斯巴达人，所以对斯巴达人来说十分危险。
为了监管和奴役这些国有奴隶，斯巴达人建立起十分严酷的黑劳士制度，包括给他们穿上容易辨别的衣服，定期地把奴隶中优秀的也是最危险的分子除掉。
斯巴达的高级行政长官监察官每次上任的时候，都会举行一个十分特别的向黑劳士宣战的仪式。
正是由于黑劳士制度，一方面使斯巴达人完全脱离了生产劳动，他们的主要生活以军事训练为主，从而成为专职的军人，成就了斯巴达作为希腊第一陆军强国的地位；另一方面，面对人数如此众多而且十分危险的黑劳士，斯巴达人也不能够再进行其他的生产活动了，这些国有奴隶就像是随时可能爆发的一座活火山，斯巴达人只有全力以赴地加以监督、控制和奴役，才能够保障国家机器的顺利运行。
黑劳士虽然可以有自己的家庭，但却完全没有任何行动的自由，其一举一动都处在斯巴达人的严密监控之下，所以有人说，“在斯巴达，自由人更像自由人，而奴隶则更像奴隶”
。
除了斯巴达，还有很多城邦都实行着与之类似的国有奴隶制度。
与国有奴隶制相对应，希腊奴隶制度的另外一种类型就是私人奴隶制度。
从来源上看，这些奴隶并不是通过城邦的对外征服活动集体俘获然后分给公民个人的，而是奴隶主们通过各邦的奴隶市场购得的。
因此，他们的所有权和使用权完全属于公民个人，奴隶主可以像对待家里的牲畜那样随意处置他们。
由于私人奴隶的来源不一，地域、种族甚至语言各异，加之工作性质上的不同，在公民家中的地位亦千差万别，所以很难团结在一起反抗奴隶主的统治，国家完全把奴隶的监管权交给奴隶主个人。
与国有奴隶相比，私人奴隶有一定的行动自由，甚至还能够拥有一些财产。
在雅典，私人奴隶成为奴隶的主要类型。
可能也受到城邦民主制度下自由和宽松的社会氛围的影响，雅典的私人奴隶以“散漫和放肆”
而著称，尤其是那些高级奴隶，据说在与主人走在街上的时候，因为穿着入时和气质非凡而常常被人误以为是奴隶主。
亚里士多德就轻蔑地评论说，“民主政体会造成奴隶的无法无天”
[41]。
当然，国有奴隶和私人奴隶只是奴隶的两种基本类型，斯巴达和雅典只是分别以国有奴隶和私人奴隶为主，并不纯粹，斯巴达也存在着私人奴隶，而雅典也有专门用于各种公共服务的国有奴隶。
奴隶的数量及其与公民的比率（以雅典为例）近代以来，历史学家对古希腊的奴隶人数问题给予了高度关注，因为它不仅关系到对奴隶劳动在古希腊社会中的影响和作用的评说，更关系到古希腊奴隶制度和奴隶社会的性质的界定[42]。
虽然在希腊的史料中并不缺乏对奴隶在生活中的重要性的认识，但是关于奴隶人数却没有留下多少全面、真实和准确的记载。
修昔底德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讲到在战争后期，由于斯巴达人接受了雅典叛将阿尔西比阿德的建议常驻阿提卡，造成了雅典2万奴隶大逃亡的严重后果[43]。
这恐怕是关于雅典奴隶数量的唯一一个确切记载。
由于修昔底德既是战争的亲历者，也秉持着客观真实的治史原则，所以后来的历史学家认为这个数字虽然具有估计的性质，但基本上还是真实可信的。
因此，这个数字至少可以成为雅典奴隶人数的下限。
对于雅典奴隶人数的上限，史家们却看法不一，存在着较大的分歧，其结论是从2万到20万不等。
由于统计数据的缺乏和估算方法的多样，这个问题恐怕永远也不会得到彻底的解决，况且奴隶人数本身是一个变量。
但通过现有材料和科学方法推测出奴隶人数的一个大致范围还是可以做到的。
在这里，我们只采纳其中一种折中和粗线条的看法，即古典时代的雅典在奴隶人数最多的时候达到了10万左右（最低不少于2万人）[44]，大体上与公民及其家属的人数相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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