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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trikonta）。
公元前397年，国王阿哥西劳斯和莱山德率军远征亚洲，军中只有30名斯巴达人，他们显然不可能是普通士兵[48]。
后来，莱山德带着这30人回国，赫里庇达斯（Herippidas）又带了30人前往亚洲[49]。
在斯巴达有“国王与长老会议的一致意见自动具有法律效力”
的传统[50]，这种不见于其他史书的30人可能是“影子”
长老会议，大权在握的阿哥西劳斯正是利用这一传统来达成自己的目的。
公元前4世纪，国王权力实际上掌握在一个人的手中，到公元前3世纪之间，偶尔有双王并峙的局面，通常情况或是一人掌握实权、一人成为附庸，或是一人大权独揽，另一位很快就被驱逐。
如公元前4世纪前半期，国王阿吉斯波利斯对阿哥西劳斯言听计从；克里奥墨涅斯二世在位60余年（公元前370—前309年），但文献上几乎没有见到他的事迹；公元前3世纪，克里奥墨涅斯三世、阿吉斯四世则驱逐了另一位国王，大权独揽。
斯巴达政权掌握在某位强势国王、监察官和少数长老手中。
大约在公元前4世纪前半叶，斯巴达进入寡头政治时期。
对斯巴达政体的评价相对于雅典政治，斯巴达政治存在如下特点：一是等级差别比较明显。
斯巴达等级之间的差异远远大于雅典，尤其是政治权利。
古典时期，雅典四个等级均有权担任包括执政官在内的各级官职，可以参加公民大会、民众法庭，但在斯巴达，只有斯巴达人有权参加公民大会，担任官职，庇里阿西人几乎不享有政治权利，黑劳士则被完全排除在国家政治之外。
二是民主因素在一定程度上存在。
在斯巴达政治中存在公民大会、长老会议、监察官等具有民主性质的组织机构，和选举制度、轮番执政、集体协议等具有民主色彩的制度设置。
三是政治稳定。
古代斯巴达没有像雅典那样发生频繁、激烈的政治斗争，按照亚里士多德的总结，雅典历史上发生了11次政治变革，斯巴达历史上尽管存在政治变革，但远没有这么多。
这种特殊的政治体制很早就受到希腊知识分子的推崇。
早在公元前7世纪，斯巴达诗人提尔泰乌斯就称赞斯巴达政治制度为“优良政体”
（eunomia）。
公元前4世纪，斯巴达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战胜雅典，斯巴达政治体制稳定、政治生活有序的特点引起了希腊知识分子的更多重视，他们称斯巴达政体为“混合政体”
。
柏拉图在《理想国》中称斯巴达政治体制介于贵族政体与寡头政体之间，兼有两者的优点，受到广泛的欢迎，是仅次于贵族政体的优秀政治制度。
尽管这时柏拉图还称斯巴达政体为“荣誉政体”
（timocracy），但混合政体的思想已经出现[51]。
在《法律篇》中柏拉图认为斯巴达的政治体制是最优秀的体制，它介于民主制与君主制之间，综合了民主制和君主制的优点。
柏拉图认为，斯巴达政治体制中国王、监察官、长老会议、公民大会之间互相制衡，兼具集权和自由、公平与效率，这种体制保证了斯巴达社会的稳定、有序，保证了斯巴达政治的清正廉洁[52]。
亚里士多德进一步发展了柏拉图的思想，认为斯巴达政体是贵族政体和民主政体的综合，兼顾美德和多数决定两大原则，也属于第二位的优良政体[53]。
还有些思想家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一样，把斯巴达政体视作理想政体，但不是两种政体的混合体，而是三种政体，即君主制、寡头制和民主制的混合，他们认为二王代表君主政体，长老会议代表寡头政体，监察官代表民主政体[54]。
这种政体在他们看来是最优秀还是次优秀不得而知。
但是深受希腊文化熏陶的罗马历史学家波利比乌斯继承了古希腊思想家的观点，认为斯巴达政体是最优秀的，这一政体将君主政体、贵族政体和民主政体很好地结合在一起。
他认为单独一种政体都有不可克服的缺点，君主政体效率高但无法避免独裁倾向，贵族政体只有少数人执政，民主政体易诉诸暴力。
因此，三种政体都不可避免地演变成自己的对立面，只有混合政体发挥了各自的优势，又克服各自的缺陷：君主的傲慢与独裁被民众参政所制约，民众由于畏惧长老会议不敢无视国王，长老会议由于产生于选举因而具有崇高的美德，奉行正义的原则[55]。
这样的政体既兼采众家之长，又克服了各自的缺陷，是唯一能长久存在的政体。
其实，无论是“优良政体”
还是“混合政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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