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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大会的权力范围主要涉及国家的战争与和平，迄今所见的接待外国使节也都与战争有关。
监察官是公民大会召集人。
会议一般情况下用呼声的方式进行表决，呼声表决无须统计投票情况，哪边的呼声高哪边的意见就得以通过。
这种表决方式的民主性并不充分，部分公民的意见往往得不到正确的表达，所以，偶尔也会用站队或其他更易统计的方式表决。
如公元前432年的公民大会就采用了站队方式表决。
在斯巴达公民大会上提出议案的人员主要是国王、监察官、外国使节，偶尔的情况下，普通公民、外邦人等也有权发言，提出自己的主张或建议。
公元前475年的公民大会最后接受贵族赫托伊马里达斯（Hetoemaridas）的建议，取消对雅典作战。
公元前415年，雅典逃亡者阿尔西比阿德在公民大会上发言。
雅典演说家埃斯奇尼斯曾经说：一次，一位善于演讲但名声恶劣的人在公民大会上提出自己的议案，公民大会准备对他提出的议案进行表决，这时一位元老赶到会场指责公民大会竟允许这样的人发言，建议指定一位不善演讲，但具有勇敢、公正、智慧的人代其发言[39]。
因此，在公民大会上发言的人必须具有良好的品德，并不局限于国王和监察官。
斯巴达公民大会可以做出自己的独立表决。
克鲁伊阿、卡特里奇等人曾经指责斯巴达的公民大会是个橡皮图章，其主要证据有三：一是公民大会没有独立提案权，或者说普通公民在公民大会上没有发言的机会，不能发表自己的意见；二是公民大会没有自己的独立意志，只是附和贵族和国王的意志；三是公民大会是否召开掌握在贵族手中。
其实，斯巴达公民大会虽不像雅典公民大会那样有精彩的演讲和激烈的辩论，但是也会进行某种形式的讨论，最终做出独立的判决。
公元前432年的公民大会上，阿基达玛斯主张维持和平，拒绝战争，斯森涅莱达斯主张立即宣战，公民大会的表决认为雅典破坏了“三十年和约”
，决定开战，但不是马上开战，而是先采取外交手段要求雅典让步[40]，这个决定显然与国王和监察官的提议都不一样。
公元前418年，斯巴达公民大会先对阿吉斯提出“拆毁住宅，罚款一万德拉克马”
的处罚方案，后经阿吉斯一再恳求，大会同意免予处罚，但设置了一个10人委员会限制其军事指挥权。
公元前415年，斯巴达公民大会对是否支持叙拉古举棋不定，恰好阿尔西比阿德叛逃到斯巴达，在公民大会上发表演讲，最后斯巴达公民大会放弃了原先的主张，接受了阿尔西比阿德的建议，决定立即兵分两路，一支进攻雅典本土，一支直奔西西里[41]。
这两次决议显然都是公民大会自己作出的决定。
权力机构之间的关系斯巴达的四大权力机构组成了斯巴达的国家机构。
古典时期，只有长老会议处于相对弱势，但它仍然参加了审判国王等重大事务，表明它仍然在运作。
四个机构可分为两类，国王和监察官是以个人作为权力拥有者，而长老会议和公民大会则是集体性权力机关。
国王和长老会议主要是贵族阶层的代表，国王是长老会议的召集人；而监察官和公民大会主要是平民利益的代表，监察官则是公民大会的主席[42]，同时也是公民大会决议的执行者。
四大权力机构之间的合作使得斯巴达的政治体制具有明显的分权特征。
一是国体意义上的分权。
贵族与平民共同享有国家权力，联合执政。
这种联合是斯巴达国力强大的根源。
二是政体意义上的分权。
四个权力机构权力的侧重点不一样，监察官以监察权、司法权为主，国王以军事和宗教权力为主，长老会议以预审权和重大案件审理权为主，公民大会以审议、表决权为主。
在立法领域，长老会议、国王握有较多的创议权，公民大会握有审议、表决权。
在司法领域，国王负责境外出征时的一切司法事务，长老会议负责重大杀人案，监察官负责契约纠纷等民事案件。
三是组织意义上的分权。
尽管斯巴达官员人数不及雅典，但监察官有5人，国王有两人，也体现了组织意义上的分权。
四大权力机构之间不分彼此也使得它们之间存在某种制衡作用。
斯巴达政治体制中的分权制衡突出表现为立法权的分权制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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