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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是司法权。
监察官可以直接对部分违法和不道德行为加以惩罚，同时确保其判决得到有效实施。
监察官主要负责民事案件，审判的对象从普通公民到大小官吏直至国王，而且在审判时可以不接受被告的辩护，尤其是在审判黑劳士的过程中[32]。
因此，亚里士多德曾批评监察官的权力过大[33]。
惩罚形式包括鞭打、禁止参加公餐、剥夺公职、囚禁，甚至处死[34]。
据色诺芬记载，监察官每月都要与国王交换一次誓言，监察官代表城邦起誓，而国王则以个人的名义起誓，坚决执行现行的国家法律，城邦则在国王信守誓言的情况下有义务保证王权不受侵犯[35]。
五是立法权。
这一权力主要集中在它作为公民大会召集人的身份和提案权上[36]。
作为民选官员，监察官在公民中有着较大的影响，从而可以部分影响到立法活动。
在公元前3世纪的阿吉斯改革中，阿吉斯为了让改革措施更易通过，就支持莱山德参选监察官，莱山德当选后向公民大会提出改革方案。
监察官的这一权力不可能是当时新产生的，阿吉斯利用的正是监察官的古老权力以减轻反对派的阻力。
监察官有时也会提出议案，如公元前432年，监察官斯森涅莱达斯就向公民大会提出立即向雅典宣战的议案。
上述阿吉斯改革时，莱山德就曾向长老会议提出阿吉斯授意的法案，在未获通过的情况下，又向公民大会提出该法[37]。
监察官的权力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侧重点有所不同。
监察官可能源自古代斯巴达的宗教人员，帕弗尔·奥利瓦指出，很可能监察官出现之初，并不是主要的官职，只是被委以宗教职能。
来库古改革和美塞尼亚战争期间，监察官获得部分世俗权力，主要是征集军队的权力，以及随国王出征、向黑劳士宣战等。
监察官一词除了“监督”
之意外，还有“挑选”
“征用”
“边境”
的意思，这些隐含的、不重要的军事职能都说明早期监察官曾经具有这方面的职能。
但到了古风时期后期，监督、司法、立法方面的职能增强了。
监察官经常和长老会议、国王一起活动，如监察官与长老会议一起特许阿纳克桑德里戴斯娶第二位妻子以便生子继承王位[38]，阿里斯通在妻子生育时还在与监察官一起开会。
古风时期前期监察官的贵族成分还比较浓，后来平民色彩逐步增强，权力也进一步增强，他们成为斯巴达国家的代表，对包括国王在内的大小官员拥有监督权。
修昔底德特别指出，监察官可以将国王投入监狱，希波战争中的斯巴达国王波桑尼阿斯就是由监察官主持审判抓捕的。
公民大会在古风和古典时期，斯巴达公民大会的政治地位处于不断上升过程之中。
古风时期公民大会的发展有两个重要的转折点，即来库古改革和色奥彭普斯改革。
来库古改革使得公民大会成为法定的权力机构，大瑞特拉明确规定“要让人民有权力”
，公民大会可以对长老会议的议案进行讨论、修订，这种修订甚至可能完全改变原先的主张。
色奥彭普斯改革虽然赋予国王和长老会议中止公民大会的权力，但并没有取消公民大会的讨论、修订提案的权力，同时，这次改革设置了民选监察官，民选监察官有提案权，因此，公民大会的立法权也相应有所增加。
古典时期，斯巴达公民大会比较活跃。
据文献记载，公元前491年，斯巴达召开公民大会选派使节赴波斯求和；公元前475年，斯巴达举行公民大会讨论是否从雅典手中夺回希腊联盟的海军指挥权；公元前432年的公民大会讨论雅典是否违背停战协定，是否对雅典宣战；公元前418年，公民集会惩罚国王阿吉斯；公元前404年，雅典使节在斯巴达公民大会上要求允许投降。
色诺芬在述及公元前399年的基那敦事件时还提到“小公民大会”
。
这表明，在全民参加的公民大会之外，可能还有由部分群众参加的、常设的另一种形式的公民大会，但具体形式由于资料匮乏不得而知。
斯巴达公民大会由年满30岁的男子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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