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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这种投票也会出现集体性失误，但这种失误不是源自某位最高统治者。
伯里克利实施了民众法庭津贴制度，使得大量的普通平民可以参与民众法庭，大大提升了民众法庭的活力，也提升了普通公民的政治权力。
亚里士多德因此称民众法庭是平民政治的重要体现。
公元前413年，雅典远征西西里失败，引起希腊世界及雅典国内政治格局的剧烈变动。
在国际上，波斯、斯巴达、叙拉古等国结成政治同盟，共同打击雅典；在国内，因为民主派领袖阿尔西比阿德的叛逃，人民对民主派心生怨言。
公元前411年，雅典的寡头派发动政变，他们操纵公民大会先选出5人为主席，实际上就是他们自己，再由5名主席选出100人，成立百人委员会；然后每位委员各自挑选3人，建立了“四百人议事会”
。
四百人议事会取代五百人议事会，其权力也有所增加，它可以任命官吏，这些官吏有权根据他们的意志在遵守国家法律的前提下处理事务；它还有权监督将军的行动。
尽管四百人议事会也是集体机构，但实权掌握在5位寡头手中。
寡头党重新审定公民名单，选择了“就本人和财产而论最能为国效劳”
的5000名雅典人，其他人则被排除在雅典公民队伍之外。
就当时雅典的人口状况而言，5000人几乎涵盖了此前雅典公民队伍的绝大部分，如果5000人真正拥有权力，那将大大提升政治民主化的程度，但是5000名公民几乎没有政治权力。
同年，四百人会议被推翻，权力被移交给5000名雅典公民，民主政治得以恢复[1]。
公元前404年，雅典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失败。
在斯巴达将领莱山德的操纵下，雅典建立了“三十僭主统治”
。
三十寡头从1000名自己的亲信中重新选出了500人组成“五百人议事会”
，同时委派自己的亲信担任各种官职。
为了应对民主派的反对，三十寡头声称允许3000名雅典公民参与国家政治。
3000人可能略少于当时雅典合格公民的人数，但是三十寡头迟迟不公布名单，不兑现诺言。
三十寡头对外投靠斯巴达，对内强化统治，打击政治对手，在很短的时间内处死了1500人，还有更多的人被放逐海外。
公元前403年，流亡的民主派在阿哥斯的支持下，由色拉叙布洛斯率领返回雅典，推翻了三十僭主的统治，重新建立了民主政治。
此时，雅典的公民人数只有3000人。
但是，此后公民的权力有所增加，亚里士多德说：“人民使自己成为一切的主人，用命令，用人民当权的民众法庭来处理任何事情，甚至议事会所审判的案件也落到人民手里了。”
[2]雅典民主政治进入以民众法庭为中心的新阶段。
公民公民是认识古希腊城邦体制的关键，也是认识雅典政治的关键。
在古希腊，公民之定义存在巨大争议。
现代政治学称公民是根据某国的法律规范享有权利和承担义务的自然人。
但在古希腊，曾有过属地原则、血统原则，即父辈、祖辈或更多的祖先生活在特定地区的人就成为公民，或父辈、祖辈或更多世系以上的双方或一方是公民，其后裔就是公民。
亚里士多德不同意这种观点，提出了政治原则，即：公民是参加司法事务和职权机构的人。
具体地说，就是担任或有资格担任各种行政职务和参加民众法庭与公民大会的人，如各种官员、陪审员、公民大会成员、议事会议员等。
这个定义稍显严格，正如亚里士多德自己说的，它更适合于民主政体下的城邦，而不适合于其他城邦。
如在斯巴达，斯巴达人也不是每一个都能担任官职；而僭主制下很少人能参加公民大会，或者参加了公民大会也没有实际政治意义。
即使是民主政体也不完全适合这个定义，有资格参政议政与实际参政议政不同，事实上有相当多的公民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不能参加公民大会或担任公职，在雅典就有相当高比例的公民是这样的，他们被称为“沉默的大多数”
。
雅典公民总人数约4万人，但真正参加公民大会的只有6000人，在发放公职津贴之前，大部分的农村公民大概也不会去担任耗时费力且没有任何收益的公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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