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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试水：市场化运作——产业化的前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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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界一般认为，真正触动原有电影发行体制全面改革的事件是1993年公认的三个权威性文件的发布。
1993年1月，以广播电影电视部下发的3号文件《关于当前深化电影行业机制改革的若干意见》为标志，强调电影的市场观念和效率，要求按照市场经济的规律理顺制片、发行、放映之间的经济关系，中国电影业在真正意义上进行的改革终于拉开了厚重的帷幕。
邓小平南行讲话和党的十四大明确确立了经济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计划经济的僵化模式一夜之间宣告坍塌，姓“资”
还是姓“社”
不再成为困惑大家的重要问题。
1994年8月1日，广电部电影局跟进发出第348号文件，即《关于进一步深化电影行业机制改革的通知》，决定自1995年1月1日起电影制片厂生产及中影公司进口的影片一经国家电影审查机构审查通过并颁发准映证，则拥有影片（著作权）发行权的单位有权向北京等21个省市（11个老少边穷省区除外）发行，基于市场条件下电影制作、审查、发行、放映的新的架构正式确立。
而1995年《关于改革故事影片摄制管理工作的规定》（广发影字〔1995〕001号文件），则明确了除原来国务院批准拥有故事片出品权的制片厂外，无权独立拍片的各省、区、市国有电影制片厂也有拍片权，同时，任何社会法人组织只要投资额占到70％以上，即可与制片厂共同署名“联合摄制”
影片。
此举大大拓展了制片厂拍片的筹资渠道，调动了社会各界投资拍片的积极性，也为一些有志投身电影制片业的人才提供了天地。
[1]此外，1996年7月1日，国务院令200号《电影管理条例》的开始实施，也标志着在市场条件下不断摸索的电影管理政策在一个新的层次上得到了巩固，电影管理开始规范并逐步向法制化方向迈步。
“3号文件”
第一条即规定了“电影制片、发行、放映等企业必须适应党的十四大确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要通过社会、经济两个方面的效益来检验电影市场，而且在第五条中明确“要进一步培育电影市场”
。
应该说，首先，虽然文件依然认为电影是精神产品，但能自觉地意识到电影在承载文化意义的同时也必须关注其市场效应，则是思维意识上的一个巨大转折和进步。
其次，文件能够正视历史现实情况，明确电影事业在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发展的过程中应进行“分步实施、分类指导”
，其重要的一条就是“将国产故事片由中影公司统一发行改为由各制片单位直接与地方发行单位见面（进口影片仍统一由中影公司向各省、市、自治区公司发行）”
。
这样一来，之前由中影公司统购、统销的大一统格局被瓦解，这为日后民营资本进入电影发行预留了可以操作的缺口与机会。
应该说，“3号文件”
的各项重要举措在真正的意义上触及了现有电影体制的核心问题。
文件推出后，一些准独立制作机构逐渐浮出水面，在法律法规允许的范围内与国有电影制片单位建立合作关系，摄制了一批新片。
譬如，1990年长春电影制片厂利用民间投资拍摄的影片《离婚合同》曾以70万元的成本创造了195个拷贝的成绩，而青年电影制片厂引进民间资本投资的《血战天狮号》更是创造了1991年大陆影片最高发行纪录（263个拷贝）。
显然，一种新型的制片力量正在被制片业接受，多元化、双轨制的电影生产体系已初见端倪。
[2]
在“3号文件”
的实践基础和反馈上，“第348号文件”
走得更远，触及的问题也更为关键。
文件明确拥有影片（著作权）发行权的单位有权向北京等21个省市（11个老少边穷省区除外）的各级发行、放映单位发行它们的影片。
这一规定不仅使发行权限从省级扩大到地市一级，更为重要的是“这一指导思想使得电影全行业所有企业的经营自主权得到认可，市场多主体的形成成为可能”
[3]。
这一条殊为关键的原因在于承认企业的自主经营权之后，市场主体的意识才能更为凸显，日后民营资本作为众多市场主体中的一员才有制度上的保障。
如果说以上两个文件仅仅是为民营资本进入电影业带来了一丝微弱的曙光的话，那么，1995年颁发的《关于改革故事影片摄制管理工作的规定》则真正使民营进入电影业达到相对实质性的阶段。
在此之前，全国范围内被承认的具有故事影片出品权的只有原来的16家国有电影制片厂，而新文件的出台使原来一直没有得到承认的省级电影制片厂终于赢得了自己的影片出品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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