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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私有化”
显然有悖于教育与研究相结合原则，不利于通过研究者之间的交流推动科技事业的进展，更有违于科学研究的公共利益原则。
维斯特认识到，建立与工业的密切联系会面临“大学过分地趋向功利主义、关于知识产权和新知识传播的错误政策有可能使重要的公开学术对话关闭”
的危险。
[17]也有违于科学的公共利益原则。
这是研究成果商业化受到的主要指责之一。
德里克·博克说：“很少人会欢迎这样的局面出现：大学科学家们考虑潜在的研究难题时，不仅只是依据哪些是最具知识挑战性和重要性的，而且还考虑哪些课题会受到强大的外来因素的影响，诸如有机会获取大量的经济回报等。”
[18]但是，如果大学一项研究的经费来自企业，企业的意见和要求会影响到选题；如果教师开展研究的目的是为了将成果商业化，对市场前景的考虑会影响到选题。
在以上两种情况下，教师可能不是选择在他的视野中最有科学价值的研究项目，转而选择最有经济价值的研究项目，如果出现这种情况，则是对大学公共研究资源的浪费，一些重要但没有明显和直接的商业价值的项目可能被搁置，这不符合社会长远利益。
事实上，知识的价值，甚至其商业价值，都是无法预测的。
正如哈佛大学前校长劳伦斯·萨默斯（LawrenceSummers）2002年在北京大学演讲中说的，“你根本没有办法说出最有用的知识是从何而来的，你无法预测它来自何处；你也无法设计一些程序来找到最有用的知识的形式是什么”
。
数学中的数论可能是最看不到市场前景的知识，但关于素数的研究却是编码计算程序的基础，这种计算程序是今天每一方面的电子通讯和电子交流的基础。
谁又会想到，对《圣经》和两千多年前巴勒斯坦地区历史的研究，为美国在1978年促成埃及和以色列达成戴维营协议、推动中东和平进程做出了贡献？“正因为我们不能预言到哪一类型的知识会对我们的社会做出巨大贡献，我们才能有信心地预言，新知识、新观点、新方法和聪明的想法对我们的未来是很重要的”
。
[19]
大学和教师研究工作与经济收益联系起来的另一个争议，是可能减少教师花在校内工作尤其是教育工作上的时间和精力。
这个问题20世纪初就在MIT出现了，教师为企业提供咨询服务在当时激起争议。
为解决争议，MIT专门成立一个委员会，对这个问题讨论了大约二十年，最终确定所谓“五分之一原则”
，即教授一周5个工作日中，可以有一天用于对企业提供咨询或参与企业活动，并获得报酬，其余时间要从事校内工作。
[20]在斯坦福大学，教师只要在不影响分内教学和科研工作的前提下，也可以直接参与创业活动。
但在耶鲁大学，这种行为基本不被允许。
不过，时间是一回事，花费的精力可能是另一回事，两者不一定完全成比例。
对某个政策提出争议，未必就是要完全否定其合理性，或反对将其付诸实施，而是主张恰当地付诸实施。
维斯特曾说，与企业的密切关系，“如果操作适当”
，“可以扩展学术范围、改进教育、创造机会、完善基础设施、增加收入来源，还能以新的方式反馈社会”
。
[21]
亨利·埃兹科维茨（Hez）乐观而自信地说：“将研究与产业创新结合在一起的MIT模式，正在取代哈佛模式成为学术界的榜样。”
[22]应用研究以及研究与市场的结合确实正受到更多学校的重视，但要说大学正在甚至已经放弃基础研究，却未必是实事。
然而，即使如此，也应该不断地强调纯粹基础研究在大学中的重要性。
如果大学的领导和教授不强调这一点，就没有人会强调。
MIT前校长维斯特也认识到，“公司现在很少从事长远的基础研究，也很少公开而广泛地与科学共同体分享其研究成果”
，而大学应成为进行研究推动基础知识发展的机构。
[23]哈佛前校长博克的意见颇为贴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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