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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节政府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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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与政府的关系，是随着时代的发展，政治体制的改变而变化的。
作为现代大学源头的中世纪大学，起源于12世纪欧洲的学术复兴。
1100年和1200年之间，古希腊的哲学、科学和艺术，以及古罗马法，通过西班牙的阿拉伯学者传入欧洲，这些知识“创造了专门的学术职业”
，吸引求知欲旺盛的青年跋山涉水来到博洛尼亚和巴黎，组成学术行会组织。
这些“师生协会”
是当时意大利各城市中普遍的行会组织的一种，却是现代大学的直接起源。
[1]欧洲中世纪大学是基于学生和教师的学术活动而建立起来的行会，尽管它们有时也会获得教会或国王的特许状，但政府对管理这些行会并没有特别的兴趣（原因可能是欧洲的民族国家尚未形成，大学对于政府实现其目标还没有发挥重要的作用），克拉克·克尔将这个阶段大学的治理模式称为“游学学者和主要的自治的大学的自由市场模式”
。
[2]
然而，“由于民族国家兴起的反响，游学学者的完全的‘自由市场’从来没有完全再涌现”
。
[3]民族国家的兴起改变了欧洲社会的面貌。
民族国家的政府明显加强了对公共事务的管理，教育也由于与实现国家目标有密切的关系，而被列入加强管理的事务之列。
但不同的传统和不同的历史背景，使得政府涉入高等教育的程度不同，政府与高等教育机构的关系也不同。
在法国和德国，政府都较早涉入高等教育的管理。
然而，1806年耶拿之战之后，德国人认识到一个自由的高等教育体系对国家富强的重要意义，尽管大学仍然被确定为国家机构，但在政府的宏观管理之下，高等教育机构获得了很大的自治权利，校内的学术事务被完全交给了教授。
在法国，大学同样被认定为国家机构，而且，政府对高等教育机构的管理，直至学校的教师、课程和学位。
克拉克·克尔称法国的高等教育管理模式为“微观管理模式”
。
这种模式也传播到意大利和西班牙等国。
与西欧其他国家相比，由于自由主义的传统，英国政府涉入大学管理时间较晚。
19世纪中期，英国政府开始派遣皇家委员会调查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的办学情况，表明政府开始关注高等教育。
皇家委员会的这次调查“制定了议会干预大学的原则”
。
1919年，成立隶属于财政部的非政府组织——大学拨款委员会（UGC），专门负责对大学的调查和资助。
[4]但大学仍然是自治团体。
校长由选举产生，对学校董事会负责，政府与高校并无行政上的隶属关系，政府不能对其直接下达命令，只能通过评估和拨款等一些中介途径对高校施加间接影响。
因此，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认为，英国的高校是“依靠政府的私立教育机构”
。
[5]克拉克·克尔称英国皇家委员会时期和大学拨款委员会早期和中期影响大学使命和财政一般流动的管理模式为“宏观控制市场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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