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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因思想原因被处死，被压制，被攻击的人，后来被证明是正确的，但是，也不能说处死他们，压制和攻击他们的人，都是出于卑劣的目的和阴谋。
然而，这些人可能出于高尚的目的而采取的迫害行动，却可以延缓真理的发现许多年，以致拖慢人类历史发展的步伐许多年。
在路德之前，宗教改革就爆发过许多次，都被镇压下去了；在1978年以前，我国社会（甚至政权的领导层）中也不是没有改革的思想，他们也被压抑到了“寂静无声的地步”
，我们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压抑行为阻碍了历史的发展，给社会造成了巨大的损失。
压抑行为所造成的甚至更为严重的损害，是它们可能熄灭人们追求真理和进步的热情。
当人们意识到自己的新思想可能受到压制的时候，他们可能就不愿意公开自己的思想；当人们意识到对真理的探索和对改革的追求可能受到压制的时候，他们可能放弃自己的努力。
“只要哪里存在着凡原则概不得争辩的暗契，只要哪里认为凡有关能够占据人心的最大问题的讨论已告截止，我们就不能希望看到那种曾使某些历史时期特别突出的一般精神活跃的高度水平”
[38]。
如果世界上那些最有才华的思想家不敢勇敢地追求独立的思想，如果世界上的大多数人都安于当前的情景，谁能计算人类因此而遭受的损失呢？
任何一个真理，都有一个复杂的论证和检验的过程，人们要深刻地掌握真理，不能仅仅了解真理的结论，还必须了解真理的论证和检验过程，并且仔细审查这个过程中的每一个环节，审查每一个论据的可靠性，考虑各种不同的可能性，如此，才可以说真正地掌握了真理，才可以将它准确地运用于实践中。
如果真理的根据被忘掉了，真理的意义也通常会被忘掉。
一些人提出与现存真理不同的意见，正可以帮助人们认识真理及其论据的可靠性。
无论人们相信什么，他们都必须学会面对反驳时为自己相信的东西作辩护。
这不仅可以使他们更为坚信自己的信仰，而且可以训练自己的智力和判断力，使他们在新的情景中少犯错误。
不难看出，密尔的论辩是功利主义的。
事实上，1915年AUPP的“宣言”
也是以功利主义的方式论证学术自由的必要性。
卓越的美国学术自由史教授沃特·麦兹格（WalterMetzger）将这个“宣言”
描述为：“1915年，在性格与信念上都是功利主义的理论家并没有将学术表达的自由看作一些抽象的权利，而是把它们看成是当时公众对大学需求的必然结果。
这些大学将不断增加人类知识、培养为公共服务的专家以及增加对合格学生届时授予学位功能的大学公共需求的结果。”
[40]“宣言”
的起草者把大学描述为“智力实验站”
。
在那里，新观念可以萌生，其果实可以成熟。
这些果实起初对整个社会来说可能有些苦涩，但到最后可能意外地成为国家和这个世界所接受的知识食粮的一部分。
[41]
在多数情况下，功利主义的论辩非常有力，现在多将这种论辩当作学术自由最重要的依据。
但是，我们也将可以看到，在面对另一些情况时，功利主义的论辩可能就不是十分有力了。
对学术自由的功利主义的辩护是必要的，而且一般来讲是有效的，但是这样的辩护仍然是不充分的。
一些言论和观念几乎没有真确的可能性，我们可以在它彰示的错误中加深对真理的认识，而且在与它们的辩论中，也可以训练我们的智力和判断力。
但是如果这些言论和观念不仅没有真确的可能性，而且它们彰示的错误也无助于加深对真理的认识，也看不出与它们的辩论可以增加我们的智力和判断力，又应该如何呢？是不是就要限制这些言论和学术活动的自由呢？比如，对于新法西斯主义者，对于色情文学作家，对于种族主义者，是不是要限制他们的言论和学术自由呢？在一些民主国家，宪法并不允许政府限制这样做。
那么，如何为学术自由提供进一步的辩护呢？美国宪法学家德沃金认为，不能仅仅将学术自由建立在功利主义的“偶然性和投机性”
上，必须将对学术自由的辩护与更深层次的东西联系在一起。
他以自己的伦理个人主义和政治自由主义为理论基础，为学术自由提出一种道德辩护。
[42]
德沃金认为，对学术自由的践踏，不仅是对学者的侮辱和伤害，而且对所有人来说，都是一种危险，因为它削弱了独立性文化，并使这种文化所保护的理想失去价值。
独立性文化正是伦理个人主义的基本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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