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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度。
就这样，在学校比赛中脱颖而出的教师，会自然地成为下一次县（区）级比赛的“种子选手”
，在县（区）级比赛中的佼佼者便成为省（直辖市）级比赛的“候选人”
……以此类推，秩序井然，直到金字塔的顶尖。
因此，虽然只是在学校内部，规模不大，形式也不隆重，教师们却不会掉以轻心，通常会向多人请教，会请备课组和教研组的同仁出谋划策。
此外，毕竟是在学校内部，是最低层次的比赛，教师们的课是最接近原生态的。
对于教师的各种教学比赛，至今毁誉参半。
记得大概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与一位北京市教委某部门负责人（ZW1996）谈到各种教师的教学比赛。
我表达了自己的不以为然，主要是抨击其做假，并且断言：“这些课事前至少要操练三遍以上”
。
那位负责人闻言哈哈大笑，当即挺不留情面地挖苦我：“你未免太缺乏想象力啦！
告诉你吧，通常没有七八遍练习是不可能拿出来的。”
其实前面所谈到的公开课，也已经存在这样的惯例。
比赛所附加的荣誉与风险更是令其与公开课不可同日而语，教师所承受的压力也可以想见。
“没有七八遍练习是不可能拿出来的”
也许有所夸大，但即使是区一级的教学比赛，“三遍以上”
恐怕稀松平常。
这种作假自然为人们所反感，除了不能反映教学的真实状貌，人们尤其忧虑的是这种现象所带给学生们的“副作用”
：身为灵魂工程师的教师，带着自己的教育对象，大把地挥霍着有限而无价的学校教育时光，一遍遍认真地重复着操练学生早已经掌握的教学内容……教师如何给自己寻找行为的正当性？学生们又将产生怎样的感受？说得严重些简直是肆无忌惮地玷污心灵，教唆欺骗。
十几年过去，重新思考这样的事实，发现自己的看法与从前有所改变。
并不是赞成弄虚作假，而是对于这种比赛本身看得更为客观些。
如同其他行业一样，教育领域也要鼓励竞争，提倡出类拔萃，可以说，这些在教育领域还有着特别的意义，毕竟，庸庸碌碌的教师是难以胜任育人重任的。
这一点，教研员们看得十分清楚。
一位教研员（LT，2010）坦率地说：“各种比赛无非就是给优秀教师一个出头和表现的机会，比赛可以刺激教师下功夫提高自己专业能力。”
至于伴随比赛而产生的各种病态、扭曲的行为，不能归罪于比赛本身，这就好像片面追求升学率不能归罪于争取好的成绩一样。
如今的人们早已熟悉竞技体育中的种种乱象：服药、赌博、作弊……但却并没有为此而禁止竞技体育本身，而是通过制定和完善各种规则来限制和惩罚不端行为。
教育活动自然要比之体育比赛更为复杂，除了比赛本身在管理实施上不断完善外，更有赖于其他多种条件：教师队伍基本待遇的保证和提高、教师行业在社会上真正为人所尊重、全社会诚信环境的建立与完善，等等。
近年来，各种以教师为主体的教学赛事有所减少，许多教研员也谈到这一点。
“以前全国比赛每年都有，现在次数少了，两三年一次，每个市获奖人数2—3人，只有荣誉，没有奖金，市里和区里一般也没有物质奖励。
一般来说，谁办比赛，谁贴钱。”
“与过去相比，现在行政系统出面组织的比赛少了很多，过去的小段（课堂教学片段）评选，教案评选等单项比赛都没有了。
大概是受学生比赛减少的影响，也可能是要考虑减轻学生负担。
记得在1987年、1988年前后，反正是20世纪80年代末吧，获奖证书上还有当时北京教育局的章，是受官方认可的。
现在没有了，盖的多是各个学会的章。”
（LT，2010）
对于比赛获奖与教学的关系，基本上大家都给予肯定。
就如一位教研员所说：“得奖与教学水平基本是呈正相关的，得奖的教师，平时上课都不会太次。”
（LT，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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