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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社教社1947年复社之后亦先后召开数次理事会会议，但此时工作时断时续，社教社已不复战前的黄金时期的发展势头，故不计入其中。
[7]笔者整理自：《社务发展之前前后后》，载《社友通讯》，第1卷1期，1932；编者：《年会前后的两次理事会议》，载《社友通讯》，第1卷4、5期合刊，1932；《第四次理事会议》，载《社友通讯》，第1卷10期，1933；《承上启下的两次理事会议》，载《社友通讯》，第2卷4、5期合刊，1933；《理事会第七次会议记》，载《社友通讯》，第2卷10期，1934；《两次理事会议记》，载《社友通讯》，第3卷4期，1934；《第十次理事会议记》，载《社友通讯》，第3卷5期，1934；《第十一次理事会议记》，载《社友通讯》，第3卷10期，1935；《理事会第十二次会议记》，载《社友通讯》，第4卷4期，1935；《两次理事会会议记》，载《社友通讯》，第4卷8期，1936；《第十五次理事会议记》，载《社友通讯》，第4卷9期，1936；《本社第十六次理事会议记》，载《社友通讯》，第5卷5期，1936；《本社第十七次理事会议记》，载《社友通讯》，第5卷10期，1937；《本社第十八次理事会议记》，载《社友通讯》，第7卷2期，1938。
[8]之所以计算进来的理由，是代表人可以代理事投票或议论、履行社务之责。
如1934年8月16日在河南开封初级中学召开的理事会第8次会议，山东邹平县长王怡柯代表梁漱溟出席，在会议上，王怡柯参与4件社务：（1）被公推与孙枋一起审查该社1933年度决算案；（2）被公推与郑若谷一起审查并讨论“第二届年会通过‘各地应举办社会童子军及民众军事训练以锻炼青年及成年民众之体格与德性’”
一案，（3）被公推与俞庆棠、赵冕草拟1934年度社务进行要项，交第9次会议讨论；（4）被公推与李蒸、庄泽宣、俞庆棠、赵冕审查“‘对于编制〈由乡村建设以复兴民族之具体实施方案〉之意见’及〈关于乡村建设问题提案之报告〉案”
。
详见：《两次理事会议记录第八次会议》，《社友通讯》，第3卷4期，1934。
[9]会议记录中有两次显示理事们的请假情况：（1）理事会第1次会议中“黄炎培、马宗荣、祁锡勇、刘湛恩、张伯苓等，因事未到”
；（2）理事会第15次会议，“梁漱溟、庄泽宣、舒新城、陈剑修、孔令粲等理事均有来信，除陈先生请俞代外，余均请假”
。
详见大白：《社务发展之前前后后》，载《社友通讯》，第1卷1期，1932；《第十五次理事会议记》，载《社友通讯》，第4卷9期，1936。
[10]笔者整理自：《社务发展之前前后后》，载《社友通讯》，第1卷1期，1932；编者：《年会前后的两次理事会议》，载《社友通讯》，第1卷4、5期合刊，1932；《第四次理事会议》，载《社友通讯》，第1卷10期，1933；《承上启下的两次理事会议》，载《社友通讯》，第2卷4、5期合刊，1933；《理事会第七次会议记》，载《社友通讯》，第2卷10期，1934；《两次理事会议记》，载《社友通讯》，第3卷4期，1934；《第十次理事会议记》，载《社友通讯》，第3卷5期，1934；《第十一次理事会议记》，载《社友通讯》，第3卷10期，1935；《理事会第十二次会议记》，载《社友通讯》，第4卷4期，1935；《两次理事会会议记》，载《社友通讯》，第4卷8期，1936；《第十五次理事会议记》，载《社友通讯》，第4卷9期，1936；《本社第十六次理事会议记》，载《社友通讯》，第5卷5期，1936；《本社第十七次理事会议记》，载《社友通讯》，第5卷10期，1937；《本社第十八次理事会议记》，载《社友通讯》，第7卷2期，1938。
[11]李蒸：《想起一段行政经验来》，载《社友通讯》，第5卷6期，1936。
[12]详见陈大白：《社务发展之前前后后》，载《社友通讯》，第1卷1期，1932；心斋：《承上启下的两次理事会议》，载《社友通讯》，第2卷4、5期合刊，1933；《两次理事会议纪录》，载《社友通讯》，第3卷4期，1934。
[13]梁漱溟：《社会本位的教育系统草案》，载《教育与民众》，第5卷1期，1933。
[14]笔者整理自：《社务发展之前前后后》，载《社友通讯》，第1卷1期，1932；编者：《年会前后的两次理事会议》，载《社友通讯》，第1卷4、5期合刊，1932；《第四次理事会议》，载《社友通讯》，第1卷10期，1933；《承上启下的两次理事会议》，载《社友通讯》，第2卷4、5期合刊，1933；《理事会第七次会议记》，载《社友通讯》，第2卷10期，1934；《两次理事会议记》，载《社友通讯》，第3卷4期，1934；《第十次理事会议记》，载《社友通讯》，第3卷5期，1934；《第十一次理事会议记》，载《社友通讯》，第3卷10期，1935；《理事会第十二次会议记》，载《社友通讯》，第4卷4期，1935；《两次理事会会议记》，载《社友通讯》，第4卷8期，1936；《第十五次理事会议记》，载《社友通讯》，第4卷9期，1936；《本社第十六次理事会议记》，载《社友通讯》，第5卷5期，1936；《本社第十七次理事会议记》，载《社友通讯》，第5卷10期，1937；《本社第十八次理事会议记》，载《社友通讯》，第7卷2期，1938。
[15]尹全智出席的理事会第五、六次会议，涉及其承担的社务有5件，同组人员中均有社教社核心理事。
其中第五次会议4件：（1）公推尹全智（召集人）、孙枋、董淮三人审核二十一年度决算案，经审核无误提交大会；（2）公推孙枋（召集人）、尹全智、赵冕三人遵照大会决议并参考事务所所拟草案，重新编订二十二年度预算案，提交下次会议讨论；（3）公推孔令粲（召集人）、杨展云、尹全智、俞庆棠四人审查本社西北教育考察团组织大纲案，于下次会议报告；（4）公推彭百川（召集人）、尹全智、陈礼江、俞庆棠、赵冕草拟二十二年度社务进行要项案，交下次会议讨论。
第6次会议上其参与的社务有了回音，如参与拟定的西北社会教育研究会大纲案被“缓议”
，参与草拟的二十二年度社务进行要项“由本会再拟定下列数原则，交常务理事草拟”
，而参与编订的二十二年度预算案“交常务理事拟具，提交下次会议追认”
，除难度最低的第（1）案外，其他均被理事会否定。
还有，第6次会议中尹氏作为河北代表，被理事会公推作为中国社会教育社研究实验事业协进委员会成员，属于职务行为，不涉及个人影响力。
详见：《承上启下的两次理事会议》，载《社友通讯》，第2卷4、5期合刊，1933。
[16]1929年江苏省政府从南京迁往镇江，镇江成为省会，其各项建设均被大力推进，1930年1月，教育厅成立专门机构，委派俞庆棠、刘季洪、高阳、李蒸、韩寿晋、刘绍桢、刘云谷等7人为筹备委员，负责规划，迭开会议，确定成立江苏省立镇江民众教育馆，并讨论确定该馆实施目标、原则等。
详见陈山洪：《三十年代镇江的社会教育》，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江苏省镇江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镇江文史资料第8辑》，113页，自刊，1984。
[17]如第十次会议与陈剑修一起负责社址购买过程中与教育部的当面接洽，与吴剑真、马巽伯、朱坚白、董淮五人组成小组，负责草拟各省立民众教育馆推行辅导办法，张氏担任召集人；第十一次会议与刘季洪、俞庆棠组成委员会负责答复世界成人教育协会调查中国文盲数来函，与刘季洪、赵冕组成第四届年会中心问题审查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共推张氏与陈剑修、刘季洪三人与河南省教育厅厅长李敬斋洽商，请河南省教育厅如何在该省教育经费力求紧缩的情况下酌予补助洛阳实验区补助费等。
详见：《第十次理事会议记》，载《社友通讯》，第3卷5期，1934；《第十一次理事会议记》，载《社友通讯》，第3卷10期，1935；《理事会第十二次会议记》，载《社友通讯》，第4卷4期，1935。
[18]表格说明：TC为TeachersCollege缩写，即师范学院。
笔者整理于《中国社会教育社社员一览》及《社友通讯》“社员消息”
等。
[19]刘蔚之：《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中国学生博士论文分析（1914—1929）》，台北，《教育研究集刊》，2013年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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