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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探索出一个行之有效的实践模式。
在他们的制度设计中,政教合一作为技术路线,“由教育改造达社会改造”
的社会教育从一开始就尽占先机。
社会教育既是社会再造的结果,又是社会再造的手段和前提,两者同步进行,互为支撑,自觉将发展社会教育与解决中国基本社会历史发展问题衔接,强**育与个体生活、与社会、与传统的紧密结合,从而将社会教育看作整个国家现代化设计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政教合一”
是逻辑起点。
对于梁漱溟来讲,他热心参与社教社社务及其年会中心议案提案的最大目的,在于推销他的“文化重建”
乡村建设话语体系。
第二届年会梁氏除参与中心议案第一组提案拟定外,还递交了“社会本位的教育系统案”
,理事会还专门安排其就“中心议案提案”
作了大会讲演,一时间风头无两,由此被理事会委以第三届年会中心议案提案主持人的角色。
因不满理事会对中心议题的坚持,以身体有恙为由不再参与,但却意难平,年会开幕前夕在《大公报》上发表《乡村建设与社会教育》一文,称“一则为对该社此次集会表示欢迎,一则为一般读者作一点介绍”
。
在文中,他将社教社界定为“近似一个社会运动的团体”
,“我现在要说的是,这种社会教育运动与我们乡村建设运动有汇合的趋势”
。
梁氏认为中国社会问题所在内在规定了乡村建设和社会教育合流。
社会教育是乡村建设的途径和方法,而乡村建设作为“吾民族社会重建一新组织构造之运动”
,是社会教育发展趋势,“乡村建设与社会教育,是一而二,二而一”
。
[44]他借两者合流说,表明乡村建设在现今中国的重要性,而话语中“我们的乡村建设”
彰显了邹平的正宗地位,他作为政学两界公认的邹平乡村建设的灵魂人物,在社会教育界具有自然话语权。
由此,可以看出梁氏在第二届年会表现的足够高调背后的底气所在,虽与其他社员唇枪舌剑、“华山论剑”
一番,或许被挫了几分锐气,但会后被理事会委任主持“乡村建设具体方案编制委员会”
,依然是以“舍我其谁”
的姿态来起草第三届年会中心议案。
不想与理事会中“无锡派”
意见出入颇大被否定,梁氏大为不满,他先后发文陈明心迹,既为社会教育张力,更彰显自己正宗乡村建设教主地位。
这种软硬兼施的策略,是其对“无锡派”
江苏省立教育学院“恰到好处的刺激”
,但于结果无补。
第四届年会,梁漱溟未能掌控中心议案提案起草的话语霸权,虽以大会主席的身份主持年会中心议题讨论,但第二届年会一边倒的局面一去不返,梁氏发言并没有成为年会讨论及会后风向标,这与社教社核心成员态度变化有很大关系。
显而易见,中心议案提案起草者之所以会出现如此大差异,“政学两界”
关系是一个关键点。
梁漱溟作为社教社的常务理事,其知识图景迥异于留美的俞庆棠、孟宪承、陈礼江、雷沛鸿、郑宗海、尚仲衣、邰爽秋、庄泽宣、高践四等,亦不同于留英的陈剑修,留法的崔载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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