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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对该问题持续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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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2年6月11—12日，社教社第一次理事会议，与会理事对“拟具改进我国学制系统，确立社会教育地位案”
达成决议，“推举孟宪承（召集人）、赵冕、陈礼江、俞庆棠、尚仲衣拟具草案，提交下届理事会讨论”
。
[4]以此为起点，社教社拉开了对社会教育地位问题的持续关注。
为清晰起见，特将社教社历次理事会、年会相关内容列表如下。
表5-1社教社关于社会教育地位问题决议案一览表（1932—1937）[5]
续表
从表5-1可见，社教社理事会议与年会相互呼应，共同推进社会教育地位问题向纵深发展。
理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推举出孟宪承为召集人的草案拟定小组，第二次会议孟宪承等人以联名形式递交了“改进我国学制系统确定社会教育地位一案审查报告”
，决议将此提交第一届年会，并推孟宪承、高践四出席予以说明。
在第一届年会上，孟宪承的说明与钟灵秀、彭百川、顾良杰提案“征集关于须知系统上社会教育地位之方案，整理研究，以便政府采行案”
彼此辉映，推动大会形成“有本会通函全国，征集具体方案”
带有时刻进度表的决议案。
会后，孟宪承专门就小组心得写成专文，称“顶顶热心这个问题的，怕要算钮永建先生了。
他的《建立民众教育系统之刍见》，（见《教育与民众》）是一篇经过精密计划的文章。
如果我没有错解，他那里所讨论的，也并不是单纯的学制系统问题，倒着重于实施的具体计划。
第二次全国教育会议议决的成年补习教育和社会教育两个计划，搁置了两年，始终没有得到中央的核定。
我们趁这机会，依钮先生之指示，和我们大家的经验和意见，来修改或补充一番，定出一份新的计划，那也是我们另外所能做的一桩工作”
[6]。
在这次年会上通过的“本社二十一年度社务进行要项”
中，“继续研究改进我国学制系统问题”
被列入教育方面工作的第一项。
社教社理事会第3、第4次会议中的相关决议是年会决议案的执行情况。
1932年8月，社教社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征集意见，图5-1为社教社刊发的特别“启事”
。
图5-1社教社征求社会教育系统稿启事（1933）[7]
在《启事》中，社教社称“社会教育应列入现行教育系统，已成为我社教同志及教育学者一致之主张”
，“惟兹事体大，究应如何拟定，及与现行学制系统内，原定各阶，如何联络，抑于学校系统外，另定一独立社会教育系统——与学校教育系统并列，或新创一中国教育系统——包括学校教育与社会教育，凡此种种，均为主要之先决问题”
。
[8]社教社呼吁全国教育专家和社教界同志，“事关社教前途，国家基础，民族生命，望我同志，踊跃应征”
，贡献自己智慧，以备政府采择。
1933年2月教育部召开民众教育专家会，梁漱溟被指定为“民众教育在学制系统之地位”
草案起草人之一；该年3月，社教社理事会第4次会议将3人整理小组增至满额7人，这次最大的变化便是增加了梁漱溟。
同年8月，在济南召开的第二届年会上，以梁漱溟为代表的改造派突出重围，“社会本位的教育系统草案”
成了社教社制度设计的主体框架，社会教育地位问题已悄然变更为社会教育系统案，实际上，变化的不仅仅是名字，还有社会教育地位案的核心内容，社教社将决议案呈交教育部，教育部指定邹平作为试验地点，第三届年会决议是“再呈请教育部明令公布社会教育之系统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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