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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社教社苏州年会形成的决议案看，中心问题“社会教育与新中国之建设”
讨论提纲中大部分内容被包含进来，但话语表述的方式却发生巨大变化，更为贴切社会教育的“社会形象”
，“中国自抗战胜利后，已进入复员建设之阶段。
宪法业已公布，民主政治逐步实施以建设新中国。
惟国家之宪法，尤赖于人民文化水准之提高；生活之改进，必须人民生活充裕，智识程度能了解自身及国家社会之问题，方能达于全民政治之域。
如何提高人民智识水准，改善其生活，又非教育不为功。
社会教育既以一般民众为对象，今后之责任，当更千百倍于往昔。
爰乘本社第五届年会开会之时，提出‘社会教育与新中国之建设’为中心问题，拟定今后实施社会教育的根据，以为本社同仁共同努力之鹄的，以期对建设国家尽最大贡献”
。
在这种话语体系下，“新中国建设纲领”
变成了“今后实施社会教育的根据”
，第二部分内容“社会教育切实配合建设纲领”
则摇身一变，成为“今后实施社会教育的办法”
，内中“社教工作”
由原来的19条变为22条。
为清晰起见，笔者列出两者表述变化表。
表2-13社教社第五届年会（苏州）中心问题讨论大纲与决议案比较表（1947）[192]
续表
从表2-13可见，讨论提纲中原1、2条，到决议案中调整到4、5位置，而原本3、4、5上调到前三，话语表述明显凸显了社会教育的作用，如在农村地区利用合作社，“教导文盲”
改为“教导失学民众”
，在人口集中、工业比较发达地区“大量设立成人班，推行建设教育”
变为“大量设立技术补习学校及民众学校，推行职业补习教育”
。
在决议案中，删去了原讨论提纲中第13条推行兵役教育，原14条中“协助民众实行二五减租”
，变为“向政府建议实行二五减租”
等，更为符合学术团体的“献言献策”
的定位。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中心问题讨论提纲中关于边疆各地的表述，决议案中将讨论提纲中的“各民族”
变为“各宗族”
，增加“应沟通各宗族的语言、文字”
，更在目标中加入“加强各宗族间的团结”
。
那么，社教社决议案为什么要作如此改动？社会教育与边疆工作是如何扯上了关系？
聚焦社教社第五届苏州年会资料，顾颉刚作为一个关键线索浮出水面。
“本年三月间，本社假苏州国立社会教育学院举行第五届年会。
出席有中央教育部代表顾颉刚，江苏省府代表刘虚舟……”
[193]与《国立社会教育学院概况》中[194]相互参照，顾颉刚作为社教社社员，是以该院教授兼教育部代表双重身份，全程参与了苏州年会。
顾颉刚作为“中华民族是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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