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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而易见，此派学者大多具有一定的行政职务，在论及政教两界的关系时，强调的是“合作”
，要将“军事、政治、经济与教育四者打成一片”
，密切合作，社会教育应注重“对于政府各机关团体、各种事业专家与有组织之民众间之一切沟通介绍与辅导工作”
。
这种观点较符合体制内知识分子的习惯。
取代派则建议用一个新的社会组织或自治机关取代原有的政府管理模式，重新整合原有政治、经济、教育各部分内容，此派以梁漱溟、姚石庵、朱懋澄为代表。
很有意思的是，三人内部观点各有差异，各自代表所在团体发声，朱懋澄为中华民生改进社名誉总干事，倡导用“劳工新村制度”
来作为新的自治机关，“其办法：先在改良平民之住宅及其环境，再由此而作积极社会改良之运动，根据友爱、互助、合作、整洁、节约等原则，改良劳工生活，推行劳工教育，施行自治，以及培养生产技能和效力，相互推进，相与有成，而造成一种新的社会秩序，建设一个健全新的社会”
；姚石庵作为中华平民促进会代表，“吾国民族力量不足，自治智能薄弱，生产技能窳陋，自应以培养民众自治力，增高生产力，以发挥民族伟大力量为目标”
，主张以平民学校为中心，有组织、有计划、有连锁地对全体民众进行自治训练。
[150]取代派中，以梁漱溟影响最大。
合一派的核心观点是施行“政教合一”
制度，以彭百川、董渭川、屈凌汉、崔载阳、黄仲诚、林本、王越、程宗宣、蔡衡溪、雷沛鸿等为支持派。
彭百川（时任江苏省江宁县县长）认为：“本社站在社会教育的立场，去助成地方自治，第一步须促成‘政教合一’制的设施，然后社教可赖政治的力量以发展，社教发展，地方自治的设施，就可以藉社教推行的利器，而树立坚强的基础。
社会教育实施的材料，也随应变更他的动向，把‘地方自治’为取用的源泉”
；程宗宣（时任江西省立民众教育馆馆长）认为要将“政教合一”
“学校为社会之中心”
口号落到实处，方法即是“务使每一自治单位有一小学校，即以之为地方自治之中心机关，学校教职员即兼任地方自治人员，为地方自治之中坚分子，藉收‘政教合一’之效”
；蔡衡溪（时任河南省教育厅编辑室主任）主张“社会教育工作人员要能实地参加地方自治组织以内，予以切实合理之辅导；社会教育机关要联络各地党部，予民众以四权运用之训练”
。
[151]翻检史料，未发现雷沛鸿参与中心问题谈论，但该年年会理事会邀请了其作大会工作报告，在报告的40分钟时间中，雷沛鸿简要汇报广西普及国民基础教育研究院研究实验部工作，特别就国民基础教育的组织问题进行说明，“我们的办法，是‘一人三长，一校三用’”
，“一人三长”
，即村长兼基础学校校长、民团后备队队长，而基础学校既为村坊公所，亦为民团后备队队部构成了“一校三用”
，“现在又加上保健事业和经济建设事业，共有五种事业”
，国民基础教育不是单独的义务教育、学校教育、社会教育或民众教育，“它是合此数种为一整体，它有一种整体性”
，而国民基础教育的整体性，就赋予了普及教育、创造新国民的使命，为了达成这个目的，“我们认定教育不能与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分开，故在组织上须打成一片”
。
[152]显而易见，雷沛鸿在“政教合一”
方面走得更远，在广西展开了轰轰烈烈的六年实验。
诚如俞庆棠所宣称：“从社友在组织上制度上的努力说，广西的国民基础教育，山东的乡村建设，其他各地各处民教学术的研究等，在在都表示我们努力的程度。”
[153]
图2-8社教社第四届年会会议现场掠影（1936）[154]
针对各派的分歧，国民党元老、时任考试院副院长钮永建在随后大会演讲中作了回应，“不过自治还有一要件，兄弟觉得一国人民不能无政府，一切均要用国家的政府管理，人民更需政府管理，种种事情无政府便不能成功，如我们这次年会讨论时一部分社友还客气，这是不能成功的，我们要由管理到自治，无管理决不会到自治的，故办理地方自治要推进政府政治，然后自治才能成功，要二者互相促成，所以社教同人，要想法促进政府力量，助成地方自治，正面与反面均可”
[155]。
长官一席话明显倾向于“促成派”
，实际上，这种“促成派”
理念主导了之后中国社教社的舆论方向。
很有意思的是，本届中心议案讨论中，以王越为首的国立中山大学教授们与梁漱溟频频交锋，意见相左，颇有几分延续第二届年会中山大学教授们与梁漱溟论争的架势，只不过由隔空掐架变为正面交锋。
当梁漱溟率先给出中国自治不成功的三大原因，指出经济仅是原因之一，王越回应“考过去自治的所以失败，主要是在经济方面，所以现在应先注意经济方面的解决，就是要解决人民的生计问题，不然，人民谋生不睱，遑论自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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