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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放到中国思想发展特别是天人关系理论发展的广阔背景看，王充对董仲舒的不满实际上意味着他对天人理论问题的思考又预示着对董仲舒的超越，他隐约地觉得，董仲舒对天人理论的解释虽有一定的道理，但似乎又不是那么明晰，对荀子思想的批判也似乎过于背离了荀子“制天命而用之”
命题的真实意义，因此，他才感到这样一种困惑。
王充的困惑到了唐代便由不明晰变得明晰，柳宗元、刘禹锡等人对天人关系的重新认识虽然有新的提高，其实说到底不过是对荀子思想的复归。
因此他们当然更不能满意董仲舒对天人关系的解释。
柳宗元写道：“负罪臣宗元惶恐言：臣所贬州流人吴武陵为臣言：董仲舒对三代受命之符，诚然非邪？臣曰：非也。
何独仲舒尔。
自司马相如、刘向、扬雄、班彪、彪子固，皆沿袭嗤嗤，推古瑞物以配受命。
其言类**巫瞽史，诳乱后代，不足以知圣人立极之本，显至德，扬大功，甚失厥趣。
……斯皆诡谲阔涎，其可羞也，而莫知本于厥贞。
……是故受命不于天；休符不于祥，于其仁。
……未有丧仁而久者也，未有恃祥而寿者也。”
[17]从理论价值和思维深度上说，柳宗元对董仲舒等人的指责不无道理，但他显然忘记了董仲舒所处的时代背景以及董仲舒天人理论对荀子思想纠正的理论意义，因而似不免有苛求古人之嫌。
类似的苛求不始于柳宗元，也不终于柳宗元。
北宋学者欧阳修在谈到董仲舒的思想价值时也说：“董生儒者，其论深极《春秋》之旨，然惑于改正朔，而云王者大一元者，牵于其师之说，不能高其论以明圣人之道。
惜哉，惜哉！”
[18]言下之意，似对董仲舒的天人之际的理论也不满意。
对欧阳修的说法，无需我们费笔墨，南宋学者黄震曾针锋相对地指出：“汉世之儒，惟仲舒仁义三策炳炳万世，曾谓仲舒之《繁露》而有是乎？欧阳公读《繁露》不言其非真，而讥其不能高其论以明圣人之道，且有惜哉惜哉之叹。
夫仲舒纯儒，欧公文人，此又学者所宜审也。”
[19]黄震对欧阳修的指责或许是对的，但他全部否定《春秋繁露》的价值似乎也不足取。
南宋时另一著名学者叶适，基于其功利主义的立场，不仅指责董仲舒天人理论的错误，而且批评其道德伦理观念。
叶适说：“董仲舒首推孔氏，观刘向一家之论，其为儒者重轻可知矣。
后世学者指意亦多本之仲舒。
故略为分别精粗离合之际，归于统壹，毋由绝潢而自谓宗海也。”
那么“精粗”
何以分别呢？叶适说，大道必有要，至论必有极，然这些内容“仲舒不能知。
所能知者，《春秋》灾异而已。
此类者，非要非极也”
。
“仲舒负能言之智，任治病之责，今也前以灾异禁之，后以勉强开之，所禁者为难信无用之迂说，所开者为可喜还至之立效。”
故“仲舒虽能泛然讽导其外，固不能戚然救止其内也”
。
而且，“仲舒劝武帝以更化，张而大之，武帝之所欲也，然其酷反甚于秦也”
，“仲舒比晁错，公孙弘虽无刻薄从谀之失，然不见武帝受病处，不能统一圣人之道以切其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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