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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休后仍为朝廷备顾问，但始终没有在中央政权的决策系统中发挥决定性的影响力，不仅没有起到伊、吕“王佐”
式的政治作用，连管、晏的地位与影响力也不及，而在更多的情况上颇有点类似于孔子、孟子生前的遭遇，只是比孔、孟更淡薄于名利，不那样到处兜售自己就是了。
董仲舒真正受到普遍的重视与尊重，也颇类似于孔孟，依然在他死了之后。
然而和任何伟大的思想家一样，由于董仲舒思想体系构造的庞大与解释余地的丰富性，使其后学必然地发生分化。
据记载，在董仲舒的弟子及门徒中，“惟赢公守学不失师法，为昭帝谏大夫”
。
[12]其余的虽号称为董仲舒精神的真传，实际上“质问疑义，各持所见”
，只是为了功名利禄的现实需要，才继续声称为董仲舒学术的传承人。
董仲舒后学最先分化出来的，无疑是那些密切关注于现实、为现实服务的经世派。
这一派虽然依然重视董仲舒思想的理论价值，但更多地则强调董仲舒思想的实践价值。
他们一方面循规蹈矩、忠心耿耿地执行朝廷的政令，颇有政绩，如贡禹、褚大、左咸等；另一方面，他们往往依据董仲舒的学说，特别是董仲舒对《春秋》之义的诠释，以作为指导政治实践的行为准则和依据，片面膨胀董仲舒学说的实践意义，相对忽略其理论价值。
如孙宝、吕步舒等人依据《春秋》之义决狱，实际上正是对董仲舒思想的片面利用。
对思想的片面利用，从表面上看依然保持思想原本的外在形式，但理论与实际从来不可能全部吻合的根本特征，又决定着这种利用必然败坏思想原本的信誉与名声。
这一点，在董仲舒后学中最为突出的代表莫过于那些过分夸大灾异、谴告说功能的一派人。
正如我们已经分析过的那样，董仲舒确实构思过以灾异谴告说来制约君主的行为，但说到底，董仲舒的主观目的依然是为君主考虑。
而董仲舒后学中那些主张灾异的则往往缺乏董仲舒的这片良苦用心。
如赢公弟子孟卿，虽时时号称传董仲舒之学，但其思想更为明显地杂糅了《易》学的阴阳卦气。
他将这种学说传给眭孟，而眭孟又以此解释灾异，结果必然导致董仲舒学说的信誉一度下降。
昭帝元凤三年正月，泰山、莱芜山南有一块巨石自己站立了起来，在昌邑有棵枯死的树木复苏，在上林苑也有一棵柳树断枯卧地，复自立，且有虫食树叶成这样几个字：公孙病已立。
对于这种非正常的自然现象，畦孟推《春秋》之义说：“石、柳皆阴类，下民之象；泰山者，岱宗之岳，王者易姓告代之处。
今大石自立，僵柳复起，非人力所为，此当有从匹夫为天子者。
枯死木复生，故废之家公孙代当复兴者也。”
并声称“先师董仲舒有言，虽有继体守文之君，不害圣人之受命。
汉家尧后，有传国之运。
汉家宜谁差天下，求索贤人，禅以帝位，而退自封百里殷周二王后，以承顺天命”
。
[13]眭孟的意图无疑是对昭帝年幼、霍光专权，继续执行武帝的路线，而卫太子之后人依然不能掌权有所不满。
结果，霍光大怒，以“妄设妖言惑众，大逆不道”
的罪名诛眭孟。
眭孟被杀或许没有使董仲舒后学受到株连，因为没过多久，宣帝上台，即为眭孟平反恢复了名誉。
但使董仲舒思想的影响力大为缩减，以至最终放弃西汉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独尊地位，则为显明的事实。
继眭孟之后，董仲舒后学又分化出严彭祖、颜安乐两派。
我们已经看到，眭孟之学已与董仲舒有很大区别，而眭孟弟子严、颜更不可能得到董学真传。
钱穆曾经正确地指出，严、颜之学，学者多以为出自仲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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