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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在平静中度过了几年光景。
建元六年五月，窦太后崩。
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汉武帝重演建元元年故事，冬十一月，令郡国举孝廉各一人。
夏五月，复征贤良对策。
于是董仲舒、公孙弘等出焉。
在儒学势力重新崛起的过程中，董仲舒并没有什么突出活动，这大概是他由于《灾异记》的事已被搞得声名狼藉，既已被废为中大夫，再积极干预朝政不仅不太可能，而且对董仲舒个人来说也没有多少实在意义。
公孙弘以白衣儒生而获得武帝的高度信任，“希世用事，位至公卿”
。
但从学术水平上说，公孙弘之《春秋》学实在不如董仲舒。
而在政治见解上也有着显著的差异。
更为严重的是，董仲舒看不起公孙弘的个人人格，“以弘为从谀，弘嫉之”
。
于是公孙弘便不能不变着法地收拾董仲舒。
其最利害的一着，就是公孙弘向汉武帝建议徙董仲舒相胶西王。
胶西王也是汉武帝的哥哥，“尤纵恣，数害吏二千石”
。
于是公孙弘乃汉武帝建议道：“独董仲舒可使相胶西王”
。
于是董仲舒从江都相徙胶西相。
[9]
至于公孙弘为什么力荐董仲舒为凶残、蛮横的胶西王刘端的国相？这大概是因为：第一，董仲舒教了十年《公羊春秋》，弟子遍朝野，名声越来越大，因而引起公孙弘的不安和嫉妒；第二，董仲舒在家居的开始几年，可能还算本分，但后来随着名声的扩大，越来越干预朝政，“朝廷如有大议，使使者及廷尉张汤，就其家而问之，其对皆有法”
。
[10]这对身为丞相的公孙弘显然是难以容忍的。
于是乎，公孙弘向武帝建议，唯董仲舒可为暴戾无行的胶西王的国相，企图假他人之手致董仲舒于死地。
胶西王虽然骄横，但当他得知董仲舒乃当世大儒，也就对董仲舒非常客气，“善待之”
。
然而董仲舒有了前此的教训，“恐久获罪”
，只好找准一个机会，称病免归，回家赋闲去了。
[11]董仲舒就此结束了他那短暂的从政生涯，回归到营造思想体系的学术生活中来了。
[1]《春秋繁露·对胶西王越大夫不得为仁》。
又见《汉书·董仲舒传》。
[2]《史记·董仲舒传》索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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