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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说，董仲舒关于中国传统社会结构下政治理论的设计与说教，实际上是对君主与臣民两个方面说的。
并不仅仅站在君主的立场上而遏制人性，其主观愿望也决不是想造成后世中国君权独尊而万马齐喑的实际结果。
当然，实际后果与主观愿望虽为二事，但毕竟二者之间存在着某种内在联系。
在主观愿望上，董仲舒是想对君主的行为进行某种规范，以使之不能为所欲为，而能准确地表达天意，代表民情。
他提出，君主要维护自己的权威，并不需要好大喜功的有为政治，而应该坚持奉行“居无为之位，行不言之教”
的基本原则。
在对臣民的统治方面，要造成君主神秘莫测的态势，利用术的手段，势的权威，充分发挥和利用臣民的智慧，有功归于己，有错归于臣。
董仲舒说：“君人者，国之元，发言动作，万物之枢机。
枢机之发，荣辱之端也。
失之毫厘，驷不及追。
故为人君者，谨本详始，敬小慎微，志如死灰，形如委衣，安精养神，寂寞无为。
体形无见影，掩声无出响，虚心下士，观来察往，谋于众贤，考求众人，得人心；遍见其情。
察其好恶以参忠佞，考其往行验之于今，计其蓄积，受于先贤，释其仇怨，视其所争，差其党族所依为臬。
据位治人，用何为名！
累日积久，何功不成。
可以参内外，可以小占大，必知其实，是谓开阖。”
[17]这种带有极强神秘主义气息的政治行为准则，是专制政体下的必然产物。
正如卡尔·A·魏特夫所指出的那样，在专制政体下，君主行为的“不可预测性”
使君主能够在利用这些手段时发挥最大限度的心理上的作用。
“无论在什么地方，掌握着巨大政府权力或产业权力的人们总喜欢把他们的某些行为笼罩在神秘气氛之中；但是，由于政权的根本性质，专制政府的行为正像谜语一样难以捉摸。
统治机构中的人只对他们自己负责，因此即使处理无关紧要的问题时他们也显得很神秘；当他们要进行恫吓和突然袭击时，他们把玩弄玄虚视为一种艺术。
不可预测性是使人绝对恐怖的一种必要武器。”
[18]
实在说来，这种不可预测的神秘主义政治艺术并不是董仲舒的发明。
稍微熟悉先秦思想的人都知道，董仲舒的这些主张，不仅在思想观点上与老子、庄子有相通之处，即使在语言风格上也明显具有模仿的痕迹。
除老、庄之外，董仲舒的这些理论还明显地吸收了慎到、韩非等人的法、术、势主张。
因此，可以说，董仲舒不仅做到了儒道互补，而且实际上容纳了在他之前的全部思想资料，使不欲“各以其道易天下”
的先秦子学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真正完成了一次历史性的综合。
董仲舒吸收法、术、势，提出玄虚的政治艺术原理，其目的无疑在于维护君主的权威和利益。
他指出，君主必须明白“静而无声，静而无形，执一无端，为国源泉，因国以为身，因臣以为心，以臣言为声，以原事为形。
有声必有响，有形必有影。
声出于内，响报于外，形立于上，影应于下。
响有清浊，影有曲直。
响所报非一声也，影所应非一形也。
故为君虚心静处，聪听其响，明视其影，以行赏罚之象”
。
君主只有做到这样垂拱无为，才能“闻其声则别其清浊，见其形则异其曲直，于浊浊之中必见其清，于清清之中必见其浊，于曲曲之中必知其直，于直直之中必知其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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