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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正人先正己：君主专制的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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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凡大的思想家，不论他对现实持何种态度，但总喜欢基于现实的需要，借助于往昔的思想资料，去构思一个理想的社会政治模式，以期作为全社会的追求目示。
虽然董仲舒没有像莫尔那样写出《乌托邦》，像康培内拉那样写出《太阳城》，也没有像孔子、康有为那样冥思苦想地建构大同世界，像奥格斯丁那样构筑“上帝之城”
。
更没有空想社会主义者的幻想和马克思主义者的博大胸怀，提出为无阶级的共产主义社会而奋斗的目标。
不过，实事求是地评估董仲舒的理想价值，我们不能不承认，董仲舒基于对历史的反思和现实的批判，也提出了与客观存在着的社会现实完全不同的理想的社会政治模式。
董仲舒在对历史的反思和对现实的批判中，主要是站在《公羊》学派的立场上，着力于发挥《春秋》的“微言大义”
，以为解决现实问题提供具有可操作性的理想方案。
在当时，他为解决西汉中央政府所面临的复杂的社会问题，一方面力主《春秋》深蕴“更化”
与革命之义，这一点实际上启导了一千数百年之后的康有为去重塑“托古改制”
的孔圣人的思想形象。
另一方面，董仲舒也坦率地指出：“《春秋》之于世事也，善复古，讥易常，欲其法先王也。”
[1]表现出革新与保守、复古与进化的深刻的内在矛盾。
简言之，董仲舒理想的社会政治模式虽然基于对社会现实的批判与改造，但这并不是主要的。
他主要依据的仍是中国人传统的致思模式——两只眼睛向后看，——希望“先王”
的政治实践或政治理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得以复归。
然而，当我们具体分析董仲舒的思想资料时，我们看到董仲舒所谓的先王政治实践和政治理想，并不是传统儒家向往的唐虞洪荒时代无阶级差别、无等级秩序的原始共产主义，恰恰相反，董仲舒的思想政治模式坚决排除传统儒家的这一见解，他的致思倾向和他理想的社会结构最突出的特点则在于建立一个上下有别的名分等级制度。
董仲舒与传统儒家的这一重要区别是饶有兴味的，由此我们可以看到作为在野的思想家与统治阶级思想家之间的本质区别和他们各自不同的兴奋点。
董仲舒指出：“《春秋》谨辞，谨于名伦等物也。”
[2]他的意思是，在天所流溢创生的宇宙中，存在着一个相互联系着的存在物的等级体系，宇宙万物在这个体系中不论地位如何排列，然总处于一种“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
的美妙境界。
这个等级体系的最高点是超自然的非物质存在——天。
天之下是人类社会，人类社会的最高主宰者是代表着天意行使权力的天子。
天子之下，是公卿大臣、士大夫以及平民百姓等不同等级的序列。
董仲舒强调，这个序列不能错位，序列中的每一分子都必须谨守由自己的地位所决定的行为准则，“立义以明尊卑之分，强干弱枝以明大小之职，别嫌疑之行以明正世之意，采撼托意以矫失礼”
。
[3]如此，社会得以有序，稳定而持久。
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严格遵循等级制度的各项原则，确实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西汉政权建立之初的几十年，由于最高统治者差不多全部来自平民阶层，他们的素质、教养显然严重缺乏作为统治者所必须具有的贵族气质。
叔孙通定《汉仪》虽然使统治层的流氓气质、农民气息得到了一些收敛和遏制。
但培养出一代贵族决非一朝一夕之事，统治阶级政治生活中的失序现象仍时有发生。
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董仲舒关于等级名伦体制的构思，主要的并非对着那些向来对政治毫无兴趣的中国农民，而是为了解决西汉统治阶层本身的问题，是对着统治者们说的。
董仲舒时代的社会失序现象，不仅表现在统治阶层内部，而且表现在汉王朝与周边民族的关系上，主要体现为汉王朝与强大的匈奴族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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