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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当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人们的认识有了一定的提高，即使是先知先觉也无法再用一种有形的存在去类比很容易得到否证的鬼、神及上帝。
民众的觉悟对先知先觉者提出新的挑战，这些先知先觉的思想家必须对此予以积极的回应。
在西方，我们看到，新柏拉图主义者柏罗丁就清楚地意识到了这一点，于是他就更进一步地证明上帝既不是一个东西，也不是物质，既没有数量，也没有心智，也没有灵魂；既不运动，也不静止；既不在空间中，也不在时间中。
而是绝对只有一个形式的东西，或者无形式的东西，它先于一切形式，先于运动，先于静止，它像水从一个永远充溢的容器里往外流一样，它不断地流出万物，而本身又永远不缺少什么，永远是充溢的。
[6]很显然，欧洲中世纪的哲学家们企图使希腊科学主义与犹太教的神学人本主义相结合以论证上帝的存在，但是他们失败了。
欧洲中世纪意识形态是一次巨大的流产，其根本原因是这些意识形态的构造者不明白科学主义与神学是根本不能调和的东西，中世纪意识形态的建构有待于另辟新的途径。
这是欧洲特殊的历史条件所决定的。
然而，在中国中世纪意识形态的构造中，科学主义和神学人本主义却奇妙地结合起来。
不过，这里的科学是指阴阳五行学说，这里的神学人本主义则主要是指儒家学说和道家等学说的杂糅。
以此反观秦汉之际的思想变动，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古代的科学主义和神学人本主义在董仲舒那里不期而遇，经过董仲舒的一番努力，使它们相互结合并建构成一完整、精致、庞大的思想体系。
董仲舒的思维路数与欧洲中世纪哲学家异曲同工，他对天的规定性具有明显的欧洲中世纪的上帝的意味。
他指出：“神者，不可得而视也，不可得而听也。
是故视而不见其形，听而不闻其声。
声之不闻，故莫得其响；不见其形，故莫得其影。
莫得其影，则无以曲直也；莫得其响，则无以清浊也。
无以曲直则其功不可得而败；无以清浊则其名不可得而度也。”
不仅在致思倾向上，甚至在语言运用上，董仲舒对天神的规定都与上引柏罗丁的话相类似。
董仲舒接着说：“所谓不见其形者，非不见其进止之形也，言其所以进止不可得而见也。
所谓不闻其声者，非不闻其号令之声也，言其号令不可得而闻也。
不见不闻，是谓冥昏，能冥则明，能昏则彰。
能冥能昏，是谓神人。”
[7]因此，董仲舒希望用一个具有充分理智、有形而又无形的天来束缚、控制人世间的一切。
欧洲中世纪的上帝全知全能，永远正确，只能信奉，不能怀疑。
这种独断主义的倾向实际上无助于信仰体系的真正确立。
因为这种主张对一般民众中可能萌生的怀疑倾向没有给予积极的回应，而是消极地、主观武断地取消问题。
董仲舒则不然。
他认为，作为超本体的神义之天固然是全知全能，因而只能相信而不能怀疑。
但天有时由于阴阳运行失其位，也无法否认偶尔出现一些不协调，如“大旱者，阳灭阴也”
；“大水者，阴灭阳也”
。
假如出现了这种情况，并不能证明天的错误，而只是其运行中的“失位”
。
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只要“鸣鼓而攻之，朱丝而协之”
，“变天地之位，正阴阳之序，直行其道而不忘其难”
，就可以达到“义之至”
。
天仍然是正确而无误的真理化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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