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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荀子以舟喻君、以水喻民以来，社会实践不断提供正反两方面的材料证明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这一道理，作为思想家，董仲舒自然清醒地看到这一点。
他说：“王者，民之所往，君者，不失其群者也，故能使万民往之而得天下之群者无敌于天下。”
[7]这就要求国家的政治生活应该因民所好，因势利导，尽可能最大限度地满足人民的需求。
“故圣人之制民，使之有欲，不得过失，使之敦朴，不得无欲，无欲有欲，各得以足，而君道得矣。”
[8]
基于上述分析，我们看到，董仲舒关于天人的理论决不是虚无飘渺的玄谈，而是有着极其重要的实践意义。
简单地说，董仲舒的天人理论是为他的政治学说寻找自然科学的依据。
历来的研究者惑于此点，常常不得其门而入，如果我们按照马克思的指点，将神学问题降为世俗问题，将董仲舒的天人理论放到西汉中期广阔的社会背景中来考察，透过其神学的面纱，就能揭示本质。
董仲舒说：“《春秋》之道奉天而法古，是放虽有巧手，弗修规矩，不能正方圆，虽有察耳，不吹六律，不能定五音；虽有知心，不览先王，不能平天下。
然而先王之遗道亦天下规矩六律已。
故圣人法天，贤人法圣，此其大数也。
得大数而治，失大数而乱，此治乱之分也，所闻天下无二道，故圣人异治同理也。”
[9]
很清楚，“奉天”
、“法天”
都只不过是为政治哲学寻找自然科学的依据。
这种情况，并不始于董仲舒。
汤武革命，奉天以有道伐无道自不必说了。
孔子“获罪于天，无所祷也”
，其虔诚之状可以想见，因此，他以“天何言哉！
四时行焉，百物生焉”
作为政治的楷模，“三畏”
中首条也是“畏天命”
。
墨子的天与董仲舒的天有相似之处，都是假天的名义要求统治者按照自己的意志进行政治实践。
当然，相似不等于相同。
墨子的“天志”
代表着小生产者阶级的利益和愿望，所谓“顺天意志，兼相爱，交相利，必得赏；反天意者，别相恶，交相贼，必得罚”
。
[10]天意的总趋向是要“人之有力相营，有道相交，有财相分”
。
[11]这就通过宗教的形式表达了自己的以功利主义为特色的兼爱互助思想。
而董仲舒则要求“王者配天谓其道。
天有四时，王有四政，四政若四时，通类也。
天人所同也”
。
这在方法上也是拙劣的无类比附，其目的是要求帝王的一切活动都应按天的意志去行事，行当其时，行当其处，而最主要的是通过“天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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