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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种在当时社会条件下尚不能验证的自然发生与消亡的过程。
而另一方面，董仲舒为了“明改制之义”
，在相当程度上还是赞成孔子将符瑞、灾异托乎《春秋》“正与不正”
之间的做法。
换言之，董仲舒认为只有这样，才可以运用天的威慑力量，“一统乎天下而加忧于天下之忧也，务除天下之患，而欲以上通五帝，下极三王，以通百王之道，而随天之终始博得失之效，而考命象之为极理，以尽情性之宜，则天容遂矣”
。
[6]简言之，董仲舒认为，符瑞、灾异的理论有利于帝王的统治，当然更有利于他们这些智者阶层编造天意以制约天之子。
董仲舒以符瑞、灾异为主要内容的谴告说，从表面上看是荒诞不经的宗教呓语，然而如果揭开它的宗教帷幕，我们就会发现董仲舒的真实用意在于人事而不是神事。
据《汉书·五行志》记载，武帝建元六年四月，高园便殿发生火灾，六月，辽东高庙又发生火灾。
这种自然现象今日看来并没有什么可说，不外乎管理不善、措施不当等原因。
然而在当时那种社会条件下，董仲舒为了表达自己的政见，于是以《春秋》中的原则抓住这两种事情大做文章，以期说明“高庙不当居辽东，高园殿不当居陵旁，于礼亦不当立”
。
并郑重其事地告诉汉武帝：“当今之世，虽敝而重俭，非以太平至公，不能治也。”
那么，怎样才能达到“太平至公”
，天下大治呢？这才是董仲舒真正要说的话。
他说，第一，视亲戚贵属在诸侯远正最甚至，忍而诛之，如吾燔辽东高庙乃可，“在外而不正者，虽贵如高庙，犹灾燔之，况诸侯乎”
？稍微熟悉西汉中期政治史的都知道，董仲舒的这一说法实际上是把西汉前期以来得不到妥善解决的诸侯王尾大不掉的政治问题通过宗教的形式（天意）表达出来。
第二，董仲舒认为，“视近臣在中国处旁仄及贵而不正者忍而诛之”
，“在内不正者，虽贵如高园，犹燔灾之，况大臣乎”
？总之，所有这些，都应看作是董仲舒假借天意以表达自己的政治观点与政治主张。
其神学倾向，在这里仅仅剩下一个外在的形式。
董仲舒之所以为自己的学说涂上一层神学保护色，一方面，这和当时弥漫在整个社会生活中的文化氛围有关。
当然，像董仲舒这样有影响的人物，假借神学以表达自己的观念，又不能不对这种神学氛围起到进一步的加浓作用。
另一方面，古代人对宗教的认识往往包含在宗教的形式中，今天看来是荒诞不经的东西，而在古代很可能是人们虔诚信奉的自然科学知识。
因此，笔者深切地感到，对古代思想的研究，最基本的前提应该建立在对古代思想家的真切理解上，否则，根本不具备对话的条件。
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经说过：“历史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考察，可以把它划分为自然史和人类史。
但这两个方面是密切联系的；只要有人存在，自然史和人类就彼此相互制约。”
[7]当然，董仲舒不可能有这样清晰的理性认识，但是当我们站在理解的立场上分析董仲舒思想的形式与内容时，我们发现他在解释某些历史现象时，确实看到了自然与社会之间存在着某种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关系，他的错误仅仅在于夸大了这种联系的作用，仅仅在于假借神学的形式来表述这种并不太明晰的感觉。
基于自然与社会之间这种广泛而密切的联系的思考，如前所说，董仲舒建立了“自然社会一体化”
的思想体系。
他说：“《春秋》大义之所本耶，六者之科，六者之指之谓也，然后援天瑞，布流物，而贯通其理，则事变散其辞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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