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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因于虞，而独不言所损益者，其道如一，而所尚同也。
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
是以禹继舜，舜继尧，三圣相受而守一道，亡救弊之政也，故不言其所损益也。
由是观之，继治世者其道同，继乱世者其道变。”
在董仲舒这段著名论述中，最遭后人（确切地说是今人）责难的，莫过于“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
。
其实，细绎董仲舒的全部意思，他无非是在说，作为人性培养的根本原则，来自天（自然界）的启示，将之用于治国平天下，便可谓之为“道”
。
这一根本原则不会随着一些无关宏旨的条件的变化而变化。
换言之，根本条件（天）不发生变化，道就不会变化，因此说，“天不变，道亦不变”
这一命题本身，丝毫没有形而上学的气味，在某种意义上说，董仲舒充分意识到“存在决定意识”
的关键。
而且，这一命题的反命题，必然是“天变，道亦变”
。
那么，从这里又怎能看到凝固不变的形而上学的踪影呢？
从上下文句来看，董仲舒吸收了孔子的损益变革的思想，承认如果外在条件发生了根本变化，那么，道是完全应当损益变革的。
如果外在条件没有发生根本变化，圣圣相继，那么就不存在变道的问题。
何况，董仲舒有一个假定的前提，即道是绝对真理，放之四海而皆准，行之万世而无弊。
因此，即使遇到外在条件发生了根本性变化，那么，王者也只有改制之名，而无变道之实。
简言之，在董仲舒看来，已被历史证明了的道，在外在条件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的条件下，不存在变的问题。
这样说，决不意味着董仲舒否认变化、发展的客观必然性。
恰恰相反，董仲舒在这段话中；主要目的是在向汉武帝说明一个道理，即尽快改变西汉王朝至目前为止的统治方略，否则，积弊日深，不仅治世难期，而且乱象已显，恐怕统治者很难再照旧统治下去了。
因此，董仲舒诚恳地向汉武帝建议道：“今汉继大乱之后，若宜少损周之文致，用夏之忠者。
陛下有明德嘉道，愍世俗之靡薄，悼王道之不昭。
故举贤良方正之士，论谊考问，将欲兴仁义之休德，明帝王之法制，建太平之道也。”
显而易见，董仲舒决不是在强调汉武帝应遵循祖宗之成法，而是希望汉武帝参照历代圣贤成功的例子，对祖宗成法有所损益、有所变革。
董仲舒之所以提出损益变革的主张，主要是基于他对当时社会现实的思考。
他指出：“臣窃有怪者，夫古之天下亦今之天下，今之天下亦古之天下，共是天下，古亦大治，上下和睦，习俗美盛，不令而行，不禁而止，吏亡奸邪，民亡盗贼，囹圄空虚，德润草木，泽被四海，凤凰来集，麒麟来游。
以古准今，壹何不相逮之远也？安所胶着而陵夷若是？意者有所失于古之道欤？有所诡于天之理欤？试迹之于古，返之于天，党【倘】可得见乎？”
按照董仲舒的思想原则，其上述困惑是必然的。
在他的心目中，自古以来的社会外在条件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何以今古有如此不同？不过，他的答案也是明显的，即这种差异的存在是人为而非天意，如果以天人之应来分析，董仲舒认为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人而不是在天，因此，解决的办法便只能从人道入手。
董仲舒举例说：“夫天亦有所分予，予之齿者去其角，傅其翼者两其足。
是所受大者不得取小也。
古之所予禄者，不食于力，不动于末，是亦受大者不得取小，与天同意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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