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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以儒家思想作为治国平天下的根本性指导原则，而改变“秦以刑法为巢”
的重大失误，以防“覆巢破卵之患”
。
[2]由此看来，陆贾对西汉王朝未来发展的思考主要是基于秦亡的教训，并由此得出抑法尊儒的结论。
基于这种立场，陆贾对先秦诸子持一种较为严厉的批判态度，以为诸子的思想虽然具有某些合理性，但都不足以填补排斥法家之后的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真空。
他强调，真正足以担当重建社会秩序之重任，足以弥补废除法家路线之后统治思想真空的惟有儒学。
“治以道德为上，行以仁义为本。
故尊于位而无德者绌，富于财而无义者刑；贱而好德者尊，贫而有义者荣。”
[3]只有儒家思想与伦理才是西汉社会发展、繁荣与稳定的治世良药。
当然，这样说并不意味着陆贾坚决排斥诸子，或者说他较董仲舒之前就有一种独尊儒术的倾向。
事实上，他在推崇儒学的同时，也竭力防止儒学走上独尊的道路。
我们知道，在汉初几十年的学术大潮中，确实已有儒术独尊的思想端倪。
叔孙通“儒术不足以进取，可以守成”
的说法以及他不惜变通儒学传统以媚权贵的政治实践，都足以表明汉初儒家学者确有一种内在的独尊倾向。
不过，面对这种倾向，陆贾并没有随声附和。
他虽然基于儒学立场对非儒学派进行过严厉的批判，但也似乎明显地预感到儒学一家独尊所可能导致的恶果。
“故良马非独骐骥，利剑非惟干将，美女非独西施，忠臣非独吕望。
……故制事者因其则，服药者因其良。
书不必起仲尼之门，药不必出扁鹊之方。
合之者善，可以为法，因世而权行。”
[4]主张儒学与诸子并重互补，择优而取，因社会实践的实际需要而重新建构统治阶级意识形态。
就此意义而言，陆贾阻止了汉初意识形态方面的“一边倒”
，这不仅对汉初社会的发展功莫大焉，而且其重建统治原则的主张与实践，也势必导致诸子学的终结，使刚刚获得复兴的诸子学失去独立存在的社会依据，而又不得不将自己的智慧资源无保留地奉献给重建中的新的统治阶级意识形态。
陆贾对儒术独尊倾向的阻止，在中国思想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它一方面避免了鉴于秦亡的教训而将统治思想推向另一极端，使汉初学术界大体赢得了一个思想管制相对宽松、和谐、自由的文化氛围，有助于社会经济的恢复与发展；另一方面，陆贾对诸子学的批判，特别是他重建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呼唤与努力，在客观上势必导致诸子学派失去其独立存在与发展的社会基础，因而又势必容易造成万马齐喑、惟此一家的思想界状况，不利于持久地保持宽松、和谐、自由的文化氛围，在某种程度上又培植了文化专制主义的土壤。
当然，作为汉初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建构者，陆贾的致思倾向只能从属于他们所代表的那个阶级的根本利益，时代的要求迫使他的一切学术活动只能屈从于现实政治的需要，而无法从历史的长河中把握自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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