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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陛下创大业，建万世之功，固非愚儒所知。
且越言乃三代之事，何足法也？异时诸侯并争，厚招游学。
今天下已定，法令出一，百姓当家则力农工，士则学习法令辟禁。
今诸生不师今而学古，以非当世，惑乱黔首。
丞相李斯昧死言：古者天下散乱，莫之能一，是以诸侯并作，语皆道古以害今，饰虚言以乱实，人善其所私学，以非上之所建立。
今皇帝并有天下，别黑白而定一尊。
私学而相与非法教，人闻令下，则各以其学议之，入则心非，出则巷议，夸主以为名，异取以为高，率群下以造谤。
如此弗禁，则主势降乎上，党与【羽】成乎下。
禁之便！
臣请史官非秦纪皆烧之。
非博士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
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
以古非今者，族！
吏见知不举者，与同罪！
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
所不去者，医药卜箧种树之书。
若欲有学（法令）【者】，以吏为师。”
[10]这就是焚书事件的来龙去脉和前因后果。
李斯的理论就其前提而言，无疑是正确的，具有进化、变化的思想倾向。
但其推论则是错误的。
因为政治上的统一并不意味着思想意识的必然统一，二者之间并没有必然的内在联系。
在任何一种社会条件下，人们面对同一事物，往往会产生不同的认识和想法，这是极为正常的认识现象。
而且，从另外一个意义上说，思想的专制与独裁，并不是一个政权强大的正常表现。
恰恰相反，它是这个政权极端虚弱和自我恐惧的心情的必然流露。
在李斯之前很久，聪明的统治者就已经认识到“防民之口，甚于防川”
。
面对社会公众对政治及政权的非议，正确的方针是疏导，而不是堵塞。
很显然，李斯的理论是中国政治学说史上的一次大倒退。
思想专制的结果从表面上看或许有助于消除言人人殊的混乱现象，但其实际后果则势必加重思想异端的潜流与再生，使政府的权威严重下降，信用极度减低，合作者越来越少，离心者日益增多。
因此当政府一旦遇到风浪与挫折，这些本可与政府同舟共济的人则势必站到政府的对立面，促进政府的危机与崩溃。
我们看到，在秦末混乱的政治局面中，之所以有那么多知识分子投奔“革命”
[11]，其根本原因也只在秦王朝的文化高压政策。
这一点正如司马迁所揭示的那样：“及秦之季世，焚《诗》、《书》，坑术士，六艺从此缺焉。
陈涉之王也，而鲁诸儒持孔氏之礼器往归陈王。
于是孔甲为陈涉博士，卒与涉俱死。
陈涉起匹夫，驱瓦合适戍，旬日以王楚，不满半岁竟灭亡，其事至微浅，然而缙绅先生之徒负孔子礼器往委质为臣者，何也？以秦焚其业，积怨而发愤于陈王也。”
[12]这便是秦王朝文化高压政策所导致的严重后果。
至于对政府的不信任与离心者日多的现象，在焚书之事发生之后也有明显的表现，并由此演化成严重的坑儒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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