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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允许人们各是其是,各非其非,那就有可能导致帝国的崩溃与瓦解。
因此帝国统治者们真诚信奉的“安宁之术”
,就是被李斯一语破的的所谓“天下无异意”
的统治信条,就是尽一切可能统一思想、统一意志、统一行动。
他们相信,“王者执一而为万物正,军必有将,所以一之也;国必有君,所以一之也;天下必有天子,所以一之也。
天子必执一,所以专之也。”
[9]
秦王朝统治者的这一指导思想,从理论上说并没有根本性的错误。
任何社会如欲求得持续性的稳定与发展,无疑都有赖于社会成员共识的确立。
问题在于,这种共识的确立必须基于当时的社会生活状况,必须充分考虑到已有的文化传统。
因为对任何一个民族来说,文化传统决不是可有可无的东西,或可以武力废除的外在形式,而是这个民族得以生存、发展的内在动因。
在中国这样一个多民族的庞大国度里,不论中央政权的政治、军事、经济的实力有多么强大,只要人们生存的物质条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任何文化统一的愿望总要落空。
文化发展的内在规律必然导致文化发展的实际结果与文化统一者的主观愿望相反。
在中国传统社会条件下,帝国文化政策的正确选择,似乎应该是充分尊重各民族的文化传统,在不可能根本动摇、推翻帝国的前提下,允许文化发展不平衡的地区采取不同的文化政策,在思想意识形态领域,允许知识分子在一定范围内的灵活的言论自由,从而使知识分子所惯有的怨气、不满有正常的发泄渠道。
这样或许较文化专制主义更能有效地维护帝国的统一和稳固。
然而,秦王朝的统一成就毕竟来得太快,使统治者无法从容地选择一种什么样的思想作为治国的根本方略。
固有的思维定势使他们觉得文化的发展和政治的统一没有什么本质区别,于是便采取强硬的思想管制政策,于是便有焚书、坑儒两大虐政的发生。
焚书事件发生在秦始皇三十四年,即公元前213年。
从现有的资料看,起因和结局似乎并没有多少必然的联系。
是年,秦始皇大宴群臣,仆射周青臣等七十余人前为寿,对秦始皇歌功颂德,说了诸如“他时秦地不过千里,赖陛下神灵明圣,平定海内,放逐蛮夷,日月所照,莫不宾服。
以诸侯为郡县,人人自安乐,无战争之患,传之万世,自上古不及陛下威德”
等等虽说略嫌过头,但也有某些事实根据的颂扬话。
这些话,作为“颂词”
似乎也没有什么不妥。
但博士淳于越听了之后却大不以为然。
他当面反驳道:“臣闻殷、周之王千余岁,封子弟功臣自为枝辅。
今陛下有海内,而子弟为匹夫,卒有田常、六卿之患。
臣无拂弼,何以相救哉?”
俨然以为秦王朝的巩固与发展不是对旧制度的彻底破坏,而应该是在旧有的政治、文化基础上的存旧图新,进行渐进的变革,充分利用旧有的文化资源以及旧有的传统和手段。
淳于越的话确实具有一种“文化保守主义”
或者说复古主义的倾向,但其主观目的似乎并不是要否定秦王朝的统一事业。
恰恰相反,淳于越之所以提出这些问题,而是出于对秦王朝能否持续发展的深沉忧虑。
他不惜自身安危向统治者提出的忠告,是明明白白的“第二种忠诚”
。
作为最高统治者面对这种忠告应该抱有冷静的态度,从善如流,择善而从。
对淳于越的意见,秦始皇并没有怎样责怪。
倒是丞相李斯对此提出强烈的反对意见,并将问题推向极端。
他说:“五帝不相复,三代不相袭,各以治,非相反也,时变异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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