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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这时的儒，更有纯粹意义上的“学说”
色彩，更有醇儒的感觉。
这一点，从这个时期三个重要人物（孔、孟、荀），皆被后世无可争议地尊为“子”
，而非像后代诸儒那般毁誉不一，“子”
得不那么坚决，或许也可透露出若干端倪。
逮至汉代，中央集权的建立，当然已经迥异于先秦的诸侯割据，同时也完全不同于仲尼所向往的周朝。
大一统的天下，确乎需要大一统的思想来提控。
正如马勇先生所论述的那样：“在专制主义制度里，王权高于一切，要限制王权，只能借助于神权。
所以，在中国，在西欧的封建社会里，凡在政治上有进步倾向的思想家，几乎无一不借助神权来表达自己的人权。”
这时的儒，之所以能在思想领域里“君临”
百家，其神学色彩不能不起着重要的作用。
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汉代的儒，宜乎其之成为“教”
也。
宋明时代，理学的强化，也许是儒作为一种学说、思想发育、发展的一个不能越过的阶段，即不能不有一个玄化的阶段或过程。
在某种意义上，这也是一个邃密、严格的过程。
当然，这种过程究竟对儒之发育、发展有什么正向或反向的重大意义，则是另外的问题。
当然，这样的勾勒，虽然便于把握脉络，却也不无偏颇，比如，在若干阶段之间，其实仍然存在重要的观念、重要的人物，勾勒之余，是不应当将其遗漏的。
至于所谓“新儒学”
，当是结合西方哲学的产物，其实与我们这里谈的儒发生了游离，因此不再置喙。
当然，或许有人会说，中国之思想领域，向有儒、释、道三足鼎立之说、之实。
此言或许不谬。
但是，如果从一个新的角度看，所谓释、道，虽然一为舶来，一属本生，然归其本旨，其实不过只是儒在他界的补充、对应而已。
回到原点。
有鉴于儒之对于中国其实也是对于世界的重大影响，以人物传记的形式来对其进行表述、描摹，将具体的儒者作为诠释儒之轨迹的符点，便是《旷世大儒》丛书的选题动机。
据此，经过斟酌、讨论，确定在时间上截止于古代，在人选上以十种十一人的规模作为定位。
这十一个人物是：孔丘、孟轲、荀况、董仲舒、程颢、程颐（此兄弟二人为一种）、朱熹、王守仁、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
具体的书名，则依传主最为通行的称谓。
当然，这些人选其间具体的取舍定夺，也并非容易，而是颇费了一番殚思周折的。
丛书没有采用聘请某位学界前辈担纲主编的惯常定势，虽然这样做颇可省心和藏拙。
最终的办法，是采用逐个地确认各传主研究的个中之人，然后酌定撰写作者。
这当然是费力又未必讨好的办法，但于责任编辑的责任，则或许颇有会心的体验。
应当说，在丛书选题创始之时，原有统一的撰写体例和设想。
但由于各个传主的不同境遇、不同时期史籍对不同传主记载的详略多寡，以及不同作者对各个传主的不同理解、阐释，于是在风格、处理、取舍、把握等等方面，十种传记之间是颇有一些差异的。
前贤云：“物之不齐，物之情也。”
也许，这种种不同，才或者能从诸多个侧面体现出斯儒的发育、发展经历，体现出这些旷世大儒的韵味、风采和人格吧。
编者一九九九年十一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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