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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00几百年前，中国的思想领域曾发生过一个煌耀光驳的时代，产生过驰骋其想象、自由其意识、生发其学说、论辩其观念的百家诸子。
儒作为一种观念学说，便是发祥于这样一个不同凡响的时代。
当然，儒之先贤们并没有想到的是，他们所执意于心的这样一种而不是其他几种甚至也没有其他任何一种观念形态，竟然对中国的思想领域持续了如此漫长的笼罩制衡，将2000几百年中文明传承、更迭经世凡累朝累代，幅员如此辽大，人口如此众多，文明脉络如此凝聚传衍的国度中人或曰人群的意识，基本收放于其虽云博大却不无偏颇的范畴中。
这样一个结果，虽然有统治阶层的权力控制和知识人士的良苦用心在其中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但也不可否认的是，儒，作为一种思想、观念、学说，除了含有帝王操纵术的功利成分之外，确实拥有适应于中国的自然与人文环境尤其是中国人思维、生存乃至**的合理内核。
比如相对于其他各家各学说而言，它更与封建制度之下的小农经济、宗法制度以及大一统政治相适应，在等级秩序、伦理观念、氏族血缘等方面，同中国古老的社会传统有着现实的密切关系，因而具有其他各家各学说无法替代的社会功能。
而且，所谓内核的合理，其实正体现于，在如此绵长的时间之维下，帝王、朝代风云变幻，可在你方唱罢我登场之后，却皆如萧规曹随般地对儒有一种不离不弃的盘桓情结。
其间，虽然也有诸如焚书坑儒、黄老倡行的逆势，但儒却始终没有退出、淡却。
个中的意义，的确是耐人寻味的。
战国末期，儒门大师荀况的门生，却是法家之显者的韩国诸公子韩非，曾在他著名的《五蠹》中说过：“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而人主兼礼之，此所以乱也。”
关于“乱”
与“不乱”
的结论，这里不烦讨论，但这段话中透露出的信息，则是：第一，儒乃是以“文”
（当然不是今天意义上的“文”
）来使人主“礼之”
，也即是用观念、意识影响人主，取得人主信任的，而非什么其他的“资源”
。
第二，如果说韩非所痛绝的“五囊”
中，儒之外的游侠、纵横家、患御者、商工之民更多的是依恃于一种实用、实际的“技术”
层面的介质的话，儒，则实际凭借的是，比之其他四者的“方技”
胜出一筹的“术”
。
这种“术”
对“人主”
而言，是超脱于怡情悦目、口腹欲求之类的本能生理界面的，纯粹理念性、社会性的东西，是人主、帝王不能不需要的东西。
儒，在中国的地位和价值，于斯已可窥见。
当然，从仲尼孔丘伊始，迄止于封建之末，儒作为一家之言，在如此漫长的阶段中，也确实必然要经历几多变化、调试和发展。
学者黎鸣先生以为，从总体把握上讲，可以将儒的发展，归纳为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先秦之儒，是为儒家，乃原教旨意义上的学说，是儒的本相；
第二个阶段，汉代之儒，是为儒教，是神学化了的儒，当然是伪神学，是儒的变相；
第三个阶段，宋明之儒，是为儒学，是哲学化了的儒，当然也是伪哲学，也是儒的变相。
这样的归纳，当然令人有耳目一新、提纲挈领的感觉，尽管从理论上说，这样的归纳也许会使人有某些异议。
先秦时代的儒，尤其是孔丘的儒，尽管他的本意不能不说有帝王以治天下的理想，但其周游列国并不得意的结果，使得他的学说或曰证明他的学说中，“人”
的成分更为浓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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