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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重述中国生态伦理意象的过程中，必须从大视野、全学科的高度来解读与研究，在贯通文学、史学、哲学、宗教学、民俗学、人类学、社会学等人文社会科学的基础上，引入自然科学的相关内容与研究方法，尽可能地对中国神话生态伦理意象进行贯通理体、本末兼察的全方位、立体式的考量，避免其陷入“碎片”
化的境遇。
同时，重述神话的过程，也是心灵与身体回归到神圣本位与生命本源的过程。
因此，必须将心灵放逐于神话与天地之间，让笔者的愚钝、蒙昧、麻痹的心灵在吸收万物之神性以后，变得敏感、纤细、柔情，能丝丝入扣地感知天道所生的神秘创造力，在理性与感性的熨服中感知神话为何，神话何来。
2.重述中国生态伦理意象的过程中，必须对其不同媒介予以重视，而不是专注于“文本”
的解读。
具体来讲，必须重视三种媒介的作用：一是文本媒介，指书写文字文本传承下来的，从甲骨刻辞到古代文献的文字体系；二是口头媒介，指在民间口头传播的叙事，或仪式礼俗、禳灾治病等讲唱表演的口传体系；三是图像媒介，指以雕塑、绘画等造型艺术符号传承下来的，如彩陶文化、瓷器文化、石器文化、玉文化、建筑、工艺品等图像体系。
更为重要的，要注重这三种媒介的相互补充与印证。
如研究女娲神话的生态伦理意象，既要考虑《淮南子》、《太平御览》等文本中记载的内容，又要收集民间的各种口传神话，特别要关注各地面貌各异的女娲庙、女娲的石刻和不同地区、不同民族、不同年代墓葬中出土的女娲画像、工艺品以及女娲伏羲图等，还可以和地区的名称、形象各异的大母神进行比较。
文本神话、口传神话可能因历史的久远发生变异，甚至是刻意地修改，而埋藏在地下的文物却有效地避免了人为的干扰，较好地保持了神话的原貌，是进行中国神话生态伦理意象审视不可多得的优质媒介。
如半坡文化遗址出土的人面鱼纹彩陶盆，就为解读中国“人兽同体”
这一神话生态伦理意象提供了良好的考古资料，也可以为“祖先神话”
、“生殖神话”
的解读提供图像支撑与实物依据。
鉴于我国神话学、民间文学等领域的学者对我国民族口传神话已经进行了长期、系统的收集与整理工作，并出版了数量众多的口传神话的专集、专著，因此，本文对口传神话的研究主要建立在这些学者整理后的专集、专著或论文的基础之上。
3.重述中国生态伦理意象的过程中，必须在尊重中国神话生态伦理意象完整性前提之下，援引现代思想与学术的一些资源观照、阐释，以期把握其独特的文化品格。
之所以重述神话生态伦理意象，无非是使其贴近现代人的生存处境、思想信仰和思维习惯，以期能帮助人们在世俗生活的层面上渗透进应有的诗性智慧。
由是观之，神话生态伦理意象的解读必须贴近现代人接受的思维方式、学术表达和逻辑习惯，这样才能走进现代的生活世界与学术世界，为现代人接受，从而在重述中发展，在发展中成就其神话生态智慧的普遍性与恒久性。
而现代思想又包含两个部分，中国思想与中国学术资源，西方思想与西方学术资源，因此，援引现代思想、学术资源观照、阐释中国神话生态伦理意象，既是“以西释神话”
，也是“以中释神话”
，是西方文化与中国文化的碰头与联合，唯如是，才能以期让中国神话的生态伦理传统进入西方哲学的视野，让西方的生态伦理的学术追求在中国文明的源头——神话处获取精神源泉。
“中国神话生态伦理意象”
的展演和重述，解释与再重述，将是一个永恒的过程，也是人类追求意义生命的永恒事业，而这些都统归于人类对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善生活的向往与追求。
所谓美善生活不是别的，也不可能是别的，而是一种特定生活样态下的关于人类的尊严与自然的尊严、人类的生命价值与自然的生命价值的一般共识。
正因于此，重述中国生态伦理意象是讲述了一个别样的故事，是一场关于意义生活与原初秩序跨越千古的对话。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第28页。
罗伯茨公司是19世纪英国的一家著名机器制造公司，武尔坎为古罗马神话中的冶金神，能制造各种精良武器和盾牌；丘比特为古罗马神话中的雷神，具有最高权威；动产信用公司是19世纪法国的一家大股份银行，海尔梅斯为古希腊神话中的商业之神。
[2]参见李培超：《伦理拓展主义的颠覆——西方环境伦理思潮研究》，长沙，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第1～2页。
[3]［美］霍尔姆斯·罗尔斯顿：《哲学走向荒野》，刘耳、叶平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0，第1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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