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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而使诗在狭隘的农民文化趣味和民族保护主义的规范下割断了其与其他民族文化、特别是与世界现代诗歌的联结纽带。
50年代是内战结束和政权巩固的时期，现实为诗歌的全面统一提供了最强大的行政保证。
“左翼”
诗歌运动与解放区诗歌传统在新时代的结合，终于使久远的强大的一体化的诗歌理想得以实现。
现在可以断言，这种实现是有力的，却也是灾难性的。
20世纪70年代后期，我们终于看到：在中国大陆诗歌大一统完成的同时也宣告它在这片土地上的解体。
我们从这种诗歌现象中再一次得到中国社会情势的超常或异常的佐证。
诗歌的封闭和僵化是社会病态的艺术投影。
这当然是受到特定的社会状态约定的结果。
严酷的社会现实不可能不把它的严酷的精神禁锢加诸艺术，首先是艺术最敏感的神经——诗。
要是说新时代的诗质中意与象的聚合和叠加是艺术品质的独特之处，那么，新时代诗歌创作主体心态中的社会和个人的契合则是明显的象征。
绝对排斥个人性的诗时代结束了，绝对摒除社会性的诗时代并没有到来。
这一时期诗歌由于惯性、也由于定型化的审美习惯，体现出来的未必是过渡性的艺术景观。
社会和个人不同圆周的同心圆多层重叠，使新诗结束了自它建立以来的关于社会性和个人性的无休止的烦恼和纠缠。
上述这一重叠的极致，是诗异常准确地传达出社会转型期几代中国人的精神状态和情感状态。
一方面，他们把过去视为禁地的人的自我心灵实行了占领，他们扩展这一“占领地”
并勇敢地面对谴责；另一方面，他们决然与庸俗的写实倾向脱钩，不是不再关注社会人生，而是以空灵和超然的姿态把握诗的宏观空间。
这种艺术空间的重组，造出了一批优美的既代表时代、又代表个人的里程碑式的作品。
“朦胧诗”
兴盛期出现的那些凝聚了时代伤痕和个人血泪的诗，都是这样以“小”
笔墨写成的“大诗”
。
从传统诗向着新诗潮的过渡，最鲜明的变化可以概括为从意义的诗到意象的诗。
意象作为诗人感知诗意的独特方式，意与象的瞬间化合如同精卵结合造出的第三体——一个崭新的生命。
这是意象诗的基本单位。
它不是无意义的，但意义又不是直接浮现的，意义被深藏在意象的背后。
这就使传统的阅读习惯受阻。
人们原以为诗都是诗人宣示意义的结果，如今却遇到不肯明示意图的和“故弄玄虚”
的、意义含混的“谜团”
。
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一个新的**：被称为“新生代”
的一批新诗人向着新诗潮发出一个明确的信号。
诗歌首先开始了文艺与政治的疏离化的进程。
疏离化于是成为后新诗潮的基本特征。
其目标则在于彻底改变诗与政治的胶着状态，而力促其与现实的政治和社会意义的剥离。
这种剥离的主要标志是对社会意识的淡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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