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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过来人大概都还记得，那个时代最流行的话语就是“将神话变为现实”
。
在一定意义上，说杨朔散文是那个时代的“神话”
（内容）或“时文”
（形式）也许更恰切一些。
应该说杨朔的时文式的新“神话”
包含着一定的历史真实。
但是，这种真实却不能以近代散文的真实与个性相一致的尺度去衡量，因为它是没有个性的个性；更不能用19世纪以来“据史写作”
的要求去审视，因为它的基础是虚构。
倘若换换角度，从文化心理或神话学的角度重新解读杨朔，也许能够发现一些更加隐蔽也更加残酷的真实。
个人性和随机性是现代散文与“古文”
或“时文”
的本质区别。
然而杨朔散文却背弃了这个传统，退回到讲究义理辞章，四比八股，破承起落的“时文”
作法，同时也就退回到千篇一律，陈陈相袭，不敢越雷池一步的旧文化与旧文人姿态。
应该说，杨朔散文与先秦诸子、唐宋八家、桐城古文相去较远，却和八股“时文”
惊人地相似。
首先，就立意构思而言，二者都是代圣贤立言，捉住一两句经典，便东拉西扯，演绎成篇。
只不过杨朔的圣贤，已经不可能是朱注四书，而是当时被奉若神明的社论、选集、讲话、文件等等；命题虽然不是钦定，但都是来自权威的报章杂志，起码是替别人而不是自己说话。
结果就像八股文一样，很容易“被利用来束缚士子并从根本上成为说谎造谣的大训练”
。
这话对于杨朔好像有点刻薄，然而，如果比较一下杨朔散文中“人”
的形象，和50年代中期到60年代初中国人的真实情形，即知并不过分。
其次，就谋篇布局来说，杨朔与八股更是何其相似乃尔。
以其最为人称道的《荔枝蜜》《茶花赋》《雪浪花》为例，第一段无论正起反起，酷似八股的破题、承题，第二段照例起讲，中间部分展开的风景和对话描写好像四比八股。
有所不同的是，八股重在说理，故必须收结在议论上。
杨朔虽也有纯以议论结尾者，如《蓬莱仙境》《画山绣水》等，但更常见的是把议论稍提前一二段进行，最终以一句紧扣题目而又相关描写的话收煞，这种形式常被人们称作是曲终奏雅。
深入考察一下杨朔开头跟议论之间的关系是很有意思的。
杨朔散文好像北方饺子，看到的是描写的皮，咬破却是议论的馅。
表面是散文，内里是八股，是经义，是“时代精神”
。
马俊山：《论杨朔散文的神话和时文性质》，载《文艺理论研究》，1998（1）。
2.杨朔选择并形成他的这种瑕瑜互见的散文模式，并非别出心裁，标新立异，而是在自觉不自觉中实现的，是那个时代的氛围、社会意识、审美趣味和杨朔本人的经历、气质、审美追求等相互作用的结果。
首先，杨朔模式是时代的产物。
建国之初社会的安定清明，使人民对政府由衷地感激和热爱。
这种社会状态和人的心态，促成了当时那种直率而热情地讴歌新制度、新生活的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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