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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夫守恬履静，澹尔无求，沈涽浚壑，栖息高匠，虽无炎炎之乐，亦无灼灼之忧”
，这可以说是对高蹈情怀与避世心态的典型表述。
刘师培在《中国中古文学史》中说:“迨及建安，渐尚通侻:侻则侈陈哀乐，通则渐藻玄思”
，这里寓含了一种文化现象，即衰世隐遁与老庄道家超世精神的通合。
正是出于此种寻求解脱的心境，历代遗民无不有抗争，无不有隐遁。
宋末文士舒岳祥这样评价刘正仲的《和陶集》:“梅林刘正仲自丙子离崎岖，遇事触物，有所感愤，有所悲忧，有所好乐，一以和陶自遣。
……于流离奔避之日，而有田园自得之趣;当偃仰啸歌之际，而寓伤今悼古之怀”
，这可以视为对当世同类作品的概括之论。
与之相比，《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对明清之际文士钱澄之的《庄屈合诂》所作“提要”
云:“盖澄之丁明末造，发愤著书，以《离骚》寓其幽忧，而以《庄子》寓其解脱”
，则点破了历代存在的“庄骚审美”
的理论问题。
这里论及的一寓幽忧，一寓解脱，既说明了庄骚趣异而情通，又揭示了庄骚审美意识在社会“未造”
对文化演变与人心蜕变的影响的共同作用。
陈本礼认为“文自六经外，唯庄、屈两家夙为大宗。
庄文浩瀚，屈词奇险。
庄可以御空而行，随其意之所至，以自成结构;屈则自抒悲愤，其措语之难，有甚于庄”
，此论庄、屈的风格，实在已经内含了文化义理。
诗、骚传统，素有正变之分，而且可以派衍出汉唐气象与遗民情结。
然而，在王朝盛世时的《诗》学的崇高与《骚》意的汩没，则又会造成诗人之“心”
与骚人之“情”
的丧失，而后代文士出于变世心态，复归诗“心”
与骚“情”
，以扬举个性，则几近于“变乎骚”
的理论精义。
三、文学创作中的文化精神
中国古代文学自诗、骚发端，既以两歧的艺术风格与审美特征对后世文学产生了不同的影响，又以共有的人文精神成为中国文学创作体系建立的支柱。
无论是诗、骚的创作范式，还是后世文人的慕，其中都充满了诸如文与道、雅与俗、新与旧、文与质、美与善、通与变、虚与实、形与神等既二元对立、又相互统一的范畴。
认识这些问题，不能孤立地对待文学创作，而应当像刘勰所说的“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原始以要终，虽百世可知”
那样，以辨正文化发展的规律。
从文学创作来看中国古代文化发展的基本规律，在诸多辩证统一的审美范畴中，有三重关系最为突出:一是文化气象与人文意志的关系;二是雅文学与俗文学的关系;三是文学的因承复古与变革趋新的关系。
陈寅恪在《吾国学术之现状及清华之职责》一文中说:“吾民族所承受之文化，为一种人文主义之教育。
故虽有贤者，势不能不以文学创作为旨归”
，然而，问题在于，中国文学创作之中所表现的教育功能有广义与狭义之分，狭义的“文以载道”
导致了庸俗社会学观念，而广义的“文以载道”
则表现出文化气象与人文意志的统一，也可以说，文学是主动地阐发人的普遍意义或者说人性的。
清人潘耒认为文章品格有三类，即“有花叶之文，有条干之文，有根柢之文”
，其中的“根柢之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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