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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后，虽然有今、古文之争，经学在东汉也产生比较严重的谶纬化倾向，但在总体上经学总是牢牢占据汉代的正统地位。
魏晋南北朝时期，虽然玄学是思想界的主流，但上层统治者倡导的仍是经学。
唐代时，为了统一思想、改变师说多门的状况，朝廷命孔颖达等撰《五经正义》，规定儒生应明经科者皆以《五经正义》为准绳，定经学为一尊。
至宋代，理学兴盛，其产生伊始即与经学合而为一，着重于研究儒家经典。
南宋末年，程朱理学被奉为正宗，得到官方承认，而朱熹的《四书集注》则成为学校的启蒙读本和开科取士的依据。
明清两代继续尊奉理学，而经学也相应地继续保持其官学的地位。
其次，经学的另一个特征则是以儒学为主，兼容百家，依时而变，不断汇集其他各种思想，以构建适合时代需要的新儒学。
这一特点在汉、宋两代表现最为明显。
在两汉，经学家们在解说先秦儒家经典时，将先秦诸子之说有选择地纳入了儒学体系。
以董仲舒为代表的今文经学，以儒学为基础，吸收了法家的一些政治理念，掺和了阴阳五行学说和黄老之学，建立起天人感应的政治理论模式;其后，自西汉末年到整个东汉期间，经学又和战国时期齐学的谶纬思想合流，形成了儒学的神秘化。
这时经学所研究的儒学，包含了道、法、名、墨、阴阳五行各家的思想成分，与先秦儒家显然不同。
而宋代时，经学与理学互为表里，由阐释经义而讲“性命义理”
，人们借经学来阐发自己的见解，标新立异，疑经、议经乃至改经、删经成为一种学术风气。
因此，理学家们在辨经明理的过程中，援引当时流行的禅宗思想来解说儒经，在吸收佛、道理论精华的基础上，创立了新的儒学体系。
再次，经学在治学方法上以考释经典为能事，强调实事求是的考据。
汉人的今、古文之争，讨论今文经与古文经的异同。
这种争论，表面上是版本之争、文字之争，实际上是文字训诂和经义解释之争。
两家的争论，自始至终都未脱离儒家经典本身。
及至郑玄综合今、古文学，也是以经典的考释为基础的。
在其后的经学历史中，大体上一直是沿袭着考辨经典的路子，或以小学、音韵、训诂、辨伪、校雠的方式考经，或以注疏、阐释的方式解经。
至清代，经学诸种考辨的特点体现得更加突出。
清代的经学是在文字狱风行的严酷政治背景下发展起来的，虽然很多知识分子是为了避祸而埋首于“故纸堆”
，但这种“两耳不闻窗外事”
的姿态，反倒成就了清代经学极高的学术地位。
清代的经学尊古崇汉，以考据之学见长，重视训诂，坚持“实事求是”
的作风，形成了所谓的“乾嘉之学”
。
而这种“乾嘉之学”
，实际上继承的就是汉代古文经学的传统，因此，人们也习惯地称之为“汉学”
。
经学历史持续两千余年，一直代表着传统学术的主体内容。
其主旨是在思想领域维护封建统治，经学的发展变化与中国封建社会政治、思想、文化的演变有着密切的联系，在学术上则对中国古代史学、文学、艺术等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历代经学著述甚多，为研究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和思想文化提供了重要的资料。
对于今人来说，了解、认识经学的优点与缺陷，对我们更好地继承传统、发展当今学术事业，是非常有帮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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