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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其他儒家学者的经疏，诸如贾公彦《周礼注疏》《仪礼注疏》、陆淳《春秋纂例》等，也具有这样的特色。
唐代经学的贡献在于，《五经正义》等奠定了经学研究中的“义疏”
之学;同时，经学的研究范围由汉代最初的五经扩大到九经。
概括地说，汉至唐，经学虽有发展变迁，基本上没有逾越汉代今、古文经的学术范围，因此在学术史上此时期都归于汉学阶段。
至于宋学，则是指宋、元、明时期的经学，它兴起于两宋时期，然后一直延续到元、明两朝。
宋代经学著作多为经注或经说的形式，借以阐发理学思想。
其中较有影响者如周敦颐《太极图·易说》、张载《易说》《正蒙》、程颐《伊川易传》、朱熹《四书章句集注》《易本义》等。
在经学发展历史中，宋学与汉学相比，具有不同的学术特色。
归纳来讲，宋代经学的学术特色体现在两大方面:第一，宋代学者展示了比较强烈的学术批判意识。
从北宋的欧阳修、司马光、苏轼到南宋的朱熹等，在其经学著作中，对儒家经典本身的神圣性，以及汉儒经说的权威性都表示了自己的某些质疑。
对此，宋人自己便有记载。
南宋王应麟在《困学纪闻》中，援引了一段陆游对宋代经学变迁的评价，说:“唐及国初，学者不敢议孔安国、郑康成，况圣人乎?自庆历后，诸儒发明经旨，非前人所及，然排《系辞》，毁《周礼》，疑《孟子》，讥《书》之《胤征》《顾命》，黜《诗》之序，不难于议经，况传注乎?”
由此可见，宋学不仅对汉学的注疏大加异议，甚至对儒家经典本身某些内容与篇章也持猜测态度。
宋学疑经思潮的更进一步发展，则是扩大为直接的改经、删经行为。
例如，朱熹在《大学章句》中，凭着自己的主观意见，改变了旧文的节次，将全文划分为经一章，传十章，并补写了第五章“格物致知”
的传文134字。
宋学的这种学术作风，显示了其勇于疑古的精神。
在许多方面，确实揭示了经学自汉代以来的谬误，对后来清代学者的经学辨伪运动无疑是起了一种启发作用。
但是改经、删经之举，却使宋学多了几分主观臆断的色彩。
第二，宋学是伴随着浓厚的理学氛围而形成的，所以，宋人经说中的义理部分充斥着极度强化了的伦理观念。
作为经学的宋学，始终是在理学思潮风靡的学术环境中生长发育的，完全可以说，主要的经学家也都是理学家。
因此，理学的基本观念，必然要渗进对经典的解说中，从而造成宋学独特的道德色彩浓重的义理解说。
比如，在对《诗经》中情诗的解读上，朱熹把“郑风”
、“卫风”
等中的24首抒发男女之情的作品定性为“**诗”
，认为这些作品“但知思念男女之欲，是不能自守其贞信之节，而不知天理之正”
。
这种评价和汉学中美刺教化之说截然不同，显然是从理学的道德观念出发而做出的判断。
宋学这种从理学观念出发去解读儒家经典的做法，自然会导致疑经、改经行为的发生。
故而，如果说汉学可以简单归纳为“我注六经”
的话，那么宋学则是典型的“六经注我”
。
宋学解经的这种主观性，原因在于理学在形成中，为适应新的时代形势，需要从禅学、道教以及当时的科学知识中吸收相关内容，以补充儒学的理论缺陷，建立起自己的一整套哲学体系。
因此，对六经与汉学的某些“修正”
便是势在必行。
归纳而言，宋代经学的特点基本上是由理学的建设而决定的，它的贡献一则是在汉学之外开创了宋学的儒经研究策略，自宋以后，落实了《易》《诗》《书》《仪礼》《礼记》《周礼》《公羊传》《穀梁传》《左传》《论语》《孟子》《孝经》《尔雅》等“十三经”
的经学研究范围。
二则是帮助理学建立了一套可以实现理论自足的哲学体系，发展了儒家学说，完成了儒家学说的内纯致用化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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