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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学是当时的最高学府，以五经博士为教官，以儒家经学教育为主，教授齐、鲁、韩三家《诗》，欧阳、大、小夏侯《尚书》，大、小戴《礼》，施氏、孟氏、梁邱、京氏《易》和公羊、穀梁《春秋》。
自武帝后，太学的规模不断增益，东汉最盛时人数达三万余人。
郡学始自景帝时蜀郡太守文翁于成都立学官，天下靡然风向，武帝后遂成制度。
“郡国曰学，县道邑侯国曰校，校、学置经师一人;乡曰庠，聚曰序，序、庠置《孝经》师一人”
（《汉书·平帝纪》）。
汉代还开办了贵胄学校、宫廷学校和鸿都门学等一些专门学校。
贵胄学校、宫廷学校主要面向外戚和贵族子弟，也接纳匈奴王子弟留学。
这类学校待遇优厚，在太学之上，开启了魏晋门阀教育的先声。
东汉末年，为打击朝臣和太学生的力量，灵帝开创了鸿都门学，教学内容以辞赋、小说、尺牍、字画为主，突破了独尊儒术的藩篱，成为一所艺术专门学校。
图2-3-2《春秋穀梁传》书影
魏晋南北朝时期，政治上南北分裂，教育上私学大盛而官学趋于衰微，这一阶段的官学，与汉代经学教育的鼎盛无法相比，但仍有其独特之处。
首先是国子学的设立凸显了门阀教育的特点。
晋代于太学之外别立国子学，其宗旨就是将士族贵胄的教育与庶族子弟的教育区分开，这一点从生源及教育官的配备上即可看出端倪。
国子学只招收五品以上子弟，设祭酒一人，博士一人，助教十余人;而太学生的来源极其复杂，地位也较低，分为弟子、门人、寄学、寄学陪住、散生等。
至南朝宋文帝元嘉年间，则开设了经、玄、史、文四馆，即庐山处士雷次宗于京城北郊鸡笼山所立儒学馆、何尚之所立元（玄）素馆、何承天所立史学馆及谢玄所立文学馆。
就课程设置而言，伴随着玄学思潮的兴起与发展，南朝增设了黄老、庄老、太史公、楚辞、汉赋诸内容而不限于五经;北朝则承续了汉代官学教育的方式，以经学传授为主，崇儒重学的风气浓厚。
古代教育制度，在唐代臻于完备。
中央直属学校除弘文馆、崇文馆外，主要有六学，即国子学（生员为文武三品以上子孙，学习内容为经、史及文字学）、太学（生员为文武五品以上子孙，学习内容与国子学相同）、四门学（生员为文武七品以上子弟和庶人之俊异者，学习内容除经史外，尚有时务策）、书学（生员为八品以下子弟及庶人通其学者，学习内容为《说文》《石经》等文字学）、算学（生员同上，学习内容为《九章算术》《周髀算经》《缀术》等）、律学（生员同上，学习内容为律令，兼习格式法令）。
与魏晋南北朝相较，唐代的中央学校已兼顾士庶，加之与科举制度的紧密结合，为出身寒门庶族者提供了从政的可能。
唐代的地方学校可以划分为京都学、都督府学、州学、县学四类。
京都学所辖为京兆、河南、太原，学习内容为经学和医学;都督府学、州学均按人口区分为上、中、下三等，学习内容亦是经、医;县学则划分为上、中、中下、下四等（京县、畿县除外），专习经学。
从地方学校的设置可以看出，唐代已开始确立医学等自然学科的专业教育和训练。
唐代官学完整的学制体系，吸引了大批留学生，高丽、百济、新罗、高昌、吐蕃诸国酋长，都派遣子弟入国学。
日本数量最多，随遣唐使而来的留学生就有十三批，广泛学习中国的科技、制度和文化，造就了中外交流在教育领域的彬彬之盛。
宋代的学校教育也分国学与乡学，无根本变化，但是还有值得称述的事件。
仁宗庆历年间，范仲淹倡导兴学，主张科举考试应以学校教育为本。
至神宗熙宁、元丰年间，王安石改革科举制度，颁定《三经新义》，并创立三舍法。
根据三舍法，太学被分为外舍、内舍、上舍三部分，成绩优异者可由外舍升内舍、升上舍，还能免去乡试、省试，直接补官。
王安石新法后来虽遭废除，但徽宗时又被蔡京部分恢复。
元代虽承袭前代置国学、乡学，在乡村则别立社学，是一种创举。
“诸县所属村（疃），五十家为一社，择年高晓农事者，立为社长”
（《新元史·食货志》）。
“每社立学校一，择通晓经书者为学师，农隙使子弟入学。
如学文有成者，申复官司照验。”
元代的社学之制，被明、清传承，对乡村教育的普及起到了推动和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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