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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更昭示着明代另一个重要的经济现象——产业主体己经不是农业，而是工商业。
但值得注意的是，一条鞭法收起来不少银子却主要来自农户，对商户影响不大。
也就是说真正享受了经济増长的人并未増加纳税，农民却帮商人承担了新増的税额。
又由于爆发式的商业繁荣带来急剧的通货膨胀，农民使用白银购买商品，还要承受政府和商人的双重剥削，非常窘迫。
当然，农民也有办法。
明朝规定取得科举功名的士绅名下田产不纳田税，这本意是鼓励读书，是个好政策。
但随着社会对农户的压榨加重，自耕农会把自己的田产挂靠在士绅名下避税，这也是晚明土地兼并数值畸高的一个原因。
这造成国家税源进一步流失，正是明神宗无奈大开矿税太监的源动力。
有人做过粗略统计，万历二十五年至三十四年（1597?1606年）十年间，各地税监向内帑进奉569万两，同时太监贪墨约1500万两。
但这五百多万两白银却实实在在地支撑了万历三大征，支撑了大明王朝继续走下去。
有时候，历史就是这样的黑色幽默。
可能有人己经忍不住要问，既然工商业大发展，为何不向他们征税，而是死咬着可怜的农民伯伯不放？宋朝可以做到工商税占国库收入的70%，农税退居次席，明朝为何做不到？这也是明朝中后期真正最严重的问题：国家对工商业掌控力度太弱，收不起来税，只能从农民那里反复搜刮。
那到底为什么收不起来税呢？因为民族资产阶级先天的软弱性——我好像说反了？
这个问题的答案其实也蕴藏在晚明的政治腐败中，官员队伍太腐败，容易接受商人的贿赂，为他们谋求利益。
一旦政府要向商人加征赋税，商人们总能找到官员为之运作减免。
那西方国家为何可以平稳通过这个历史阶段的呢？原因不复杂——他们的国家太小了——君主可以直接面向一线税源，偷税漏税无法运作君主本人。
而中国实在是太大了，官员的寻租收益率太高，商人向官员行贿一百两，可以豁免一千两的税，这种行为很快就能风靡。
其实这些才是改革家真正需要解决的问题，遗憾的是张居正所做的似乎正好相反，他的制度都是更有利于官员减免商税——同时搜刮更多农税来弥补。
站在明神宗的角度，他的感观就是明明社会经济大发展，但他就是收不到税，所以才会大兴矿税太监，企图绕开官吏到一线去直接收税。
对此，商人们也极力拉拢地方官僚，反抗这种来自最高权力层的收取，“乡党”
也正是在此背景下开始盛行，浙党、齐党、楚党粉墨登场。
客观地说，矿税太监与地方官员的激烈斗争中，太监们自然很坏，地方官和他们激斗有很多出于维护正义，但肯定也不是全部。
有很多地方官也只是代表当地豪商大贾和代表皇帝的太监争夺利益罢了，频繁的民变很多也是出于地方官的煽动。
他们为了一方商贾的私利，造成中央和地方的对抗，这堪称是整个统治阶层和全民的对立撕裂，对于一个超级大国而言相当危险。
那么，科举这道防火墙难道就没有遏制这种结党营私？非常遗憾，科举制度在此时也开了大口子，张居正、张四维三位公子同科进士的故事您还记得吧？不如再翻回唐伯虎那一节，看看那张比股灾还要惨烈的图您就什么都明白了。
当然，要造成A类进士比例如此严重的下跌，光靠作弊还不行，更重要的原因恐怕来自于张居正另一重大举措——废除基层学校。
宋明以来，中华帝国建立了非常完善的公共教育体系，“科举必由学校”
，地方政府建立大量公立学校，供有资质的学生攻读，以参加上一级考试。
比如一个人只要通过很简单的考试就能入读县学，成为童生。
县学根据成绩提供奖学金，供童生继续考秀才。
考中秀才就可以入读州学、府学，既为当地政府提供咨询，相当于地方上的翰林院，又可以公费继续攻读考举人。
这个体系下，稍有资质的人就可以得到优质的公共教育，无须花大钱入读私立学校。
所以贫富差距不能阻止中国人考取功名，宋明两朝长期保持50%左右的A类进士比例，保障社会阶层的充分流动，完全建立在这个完善的公共教育体系之上。
张居正却大量裁汰府、州、县学的学生数，鼓励私教。
一些私立学校用高薪吸引教师，当然学费也很高，专供富户子弟读书，府、州、县学的生源和教学质量同时下降，这就是穷人考中的比例越来越低的原因所在。
即便是最崇拜张居正的人，也承认这是张居正的一大“失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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