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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严格的避嫌也可能伤害官员自身的利益。
但是“当官不挣钱，挣钱不当官”
，既然来当官，被赋予了公共权力，就表示愿意牺牲一部分个人利益，这是我们这个社会天然的契约。
唐伯虎作弊案之后很多年，神宗朝首相沈一贯的儿子沈泰鸿才华横溢，夺魁呼声很高，但沈一贯为了避嫌，严禁儿子参加考试，甚至动用了在报考手续上作梗的方法，导致父子反目。
这就是避嫌，这就是“宰相儿子不考官，考生老子不为相。”
既然愿意来承担公权力，就要有这种牺牲私利的决心和觉悟。
还有些人避谈私利，假装从公利角度出发，号称处处避嫌会给日常工作带来一些不便，甚至降低工作效率，趁机高喊这是一些老顽固，不开通，一点点小问题都不放任，甚至说是“人为造堵”
。
但很显然，贪官在“高效率”
的工作方式中暗插一些贪腐行为，只怕对效率的损害更大得多吧？效率，绝对不是放松纪律，瓜田李下的借口。
4.6沉默的转折
宪宗朝是明朝官场风气的一个重要转折期，虽然没有靖难之变、土木堡之变这样的天崩地裂，但对比其前后，慢性病魔的成长依然令人触目惊心，明宪宗甚至明英宗被很多人视为昏君，不无道理。
其后的明孝宗被誉为一代圣君，对其父、祖遗留下的问题进行了认真而卓有成效的清理。
然而客观地说，明孝宗己经足够伟大，但毕竟是不是明太祖，他的治疗更多的是流于表面，并未深入病灶。
有些贪官则是发现明孝宗很廉洁，于是有所收敛，行为也更隐蔽。
比如孝宗曾宠信一个太监李广，四处强抢民田，贩卖私盐，更可怕的是李广居然拾起了连明宪宗都抛弃的传奉官制度，而且是利用宦官代皇帝批红的权力背着皇帝颁发诏书私授了很多传奉官！
这显然是在总体比较清廉的背景下，开了一个幸进之口，追捧他的人如过江之鲫，蜂拥而入，自然少不了重金贿赂。
李广得意忘形，修了一座大宅，引玉泉山（皇家园林）水环绕庄园。
很多御史反复弹劾李广，明孝宗却一直不信。
后来，李广是因为一些封建迷信的原因失宠，惧而自杀。
明孝宗派人去抄家，抄到了李广收受贿赂的账本，有很多文武大臣送给李广黄米、白米千百石不等。
明孝宗很惊讶：“李广要吃多少饭，收这么多米干什么？”
左右告诉他，所谓黄米、白米其实是黑话，指黄金、白银。
明孝宗方才省悟李广贪婪至此。
可见，明孝宗虽无愧为一代圣君，也很忌讳贪腐，但敏感性并不高，战斗力比明太祖差远了。
更重要的是，时至明代中叶，整个社会对贪腐都己经相当麻木，早己没有明初那种嫉恶如仇的氛围，纸糊三阁老、泥塑六尚书就是很好的写照。
万安自顾清闲，张鹏明哲保身，刘吉更是首鼠两端。
很多人虽然自己不参与重大腐败，但面对贪腐，再也没有于谦、杨瑄那种敢于战斗的精神风貌了。
慢性病要的就是这种和风细雨，“弘治中兴”
？三大圣君？没关系，只要不是明太祖那种铁腕冰霜，慢性病魔正好可以稍事休息，消化一下宪宗朝的营养，准备下一轮的野蛮生长。
这种正义的松弛、腐败的复甦也并不仅仅体现在贪廉的斗争中，更蔓延向了整个社会风气。
明代中叶，庞大的中华帝国散发出一股无法遮掩的老迈懒惰气息。
很多人思索中华民族宄竟是在何时开始落后于西方这个大问题，有一部分答案便将时间节点指向了大明成化年间——这个纸糊泥塑的沉默年代。
同是这个年代，宗教改革正在欧洲大陆上如火如荼地展开，哥伦布（1451?1506）、麦哲伦（1480?1521）正带着欧洲人睁眼看世界，丰铙的美洲大陆正在向西方文明展开神秘的面纱。
而中国社会却在“纸糊三阁老、泥塑六尚书”
的带领下噤若寒蝉，沉默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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