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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以为，如果“掐断了和珅的庇护制网络结构的花朵，它的根株便会自然枯萎”
，杀掉了和珅，清除了和珅的党羽，再掀起一个惩贪高潮，腐败的势头就会应声而止。
可是形势的发展远远出乎他的意料。
虽然杀了和珅，虽然在十一个全国总督当中，六个被他撤换，虽然在他为配合镇压白莲教战争发起的惩贪高潮中，官场贪风一时有所收敛，然而，高潮过后，一切如旧。
各地官员，从上到下，从大到小，仍然无人不在收礼送礼，买官卖官；各地衙门仍然无处不懈怠昏庸，除了部门利益之外，对一切民间疾苦都漠不关心。
官僚集团对腐败已经不以为耻，反以为常。
“大抵为官长者，廉耻都丧，货利是趋。
知县厚馈知府，知府善事权要，上下相蒙，曲加庇护。
故恣行不法之事。”
甚至嘉庆皇帝亲手树起来的廉政模范，时间稍长，也一个接一个地陷入腐败之中。
最典型的是当初率先揭发和珅的谏官广兴。
此人因为揭发和珅，深得嘉庆信任，被委以掌管四川军需的重任。
他不辱使命，清正自持，扫除贪风，每年为国家节省数百万两白银，嘉庆帝多次号召全国官员向他学习。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人，在就任兵部侍郎之后不久，也陷入贪污的泥淖，短短一年，就贪污了白银四万两之多。
白莲教军报刚刚从他的案头搬走，数不清的贪污案卷又已堆满了他的书桌。
乾隆时期已经花样百出的腐败，到此时又呈现出许多新特点：腐败向底层全面扩散，所有的基层干部都成为权力寻租者，一些普通公务员甚至成为腐败案的主角；潜规则变成了明规则，社会上所有大事小情都需要用钱开路，否则寸步难行。
嘉庆十年（年）前后发生的一些案件，实在令人触目惊心：直隶省布政使司承办司书王丽南，是直隶省财政厅的一个小小办事员，顶多是股级干部，按理说，并没有什么权力。
可是从嘉庆元年（年）起，数年之间，他居然贪污了三十一万两白银。
他贪污的手段非常简单，那就是私刻了从财政厅长（布政使）、处长直到科长的一整套公章，然后任意虚收冒支，把国库银两大把大把地装入私囊。
近十年间，他居然没有受到任何怀疑和调查。
大清王朝的监督体系这张破网已经烂得形同虚设。
甚至湖北财政厅（布政使司）的一个银匠，利用政府官员的糊涂马虎，不断私藏银两，几年下来，居然也贪污了五千两之多。
自从嘉庆亲政开始，黄河几乎年年决口。
每年朝廷下拨相当于全国财政收入四分之一的巨额财政经费用于治河，可是成效甚微。
那些治河的官员，每天公然在河督衙门里喝酒听戏，一桌酒席，居然花费千两。
治河经费，大多数都落入了这些官员的腰包。
至于治河的工程，则处处偷工减料。
应该用麻料的地方，掺杂了大量沙土；应该建造秸垛填石，秸垛建好了，却根本不往里面放石头。
结果，洪水一来，处处决口。
嘉庆年间，各地还出现了一种奇怪的现象，那就是大量“编外衙役”
或者说“编外警察”
充斥基层。
各县级部门借口人力不足，大量招聘“临时衙役”
，不占编制，不开工资，利用他们处处设卡，到处收费，以弥补财政经费的不足。
他们的数量，往往超过正式编制数倍，甚至数十倍。
比如直隶省正定县，“编外衙役”
多达九百多名，而浙江省的仁和、钱塘等县，居然更多达一千五六百人。
他们横行乡里，巧立名目，一遍遍向农民收取各项税费，如果谁不缴，就关入私牢，严刑拷打。
他们在城市里勒索小商小贩，经常闹出人命案子，有的官司甚至一直打到皇帝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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